迟子建，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我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朴素、慈悲

柏琳：

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你谈到自己的创作有越来越多的能量，还有很多想写的内容。从产量和写作耐力上看，你看上去像是保持了一种旺盛而匀速的前进姿态，但从你说的话看，似乎更好的作品还在路上，也许人当“不毁少作”（或曰“不悔少作”也可以？）你如何看待自己从前的作品？非要比较的话，是否存在某几个让自己满意的写作峰值？

迟子建：

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但我的状态又是你所形容的那样，节拍不快不慢，匀速前进，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而这也是中年之后写作的最佳速率。初学写作时，我可以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夜不睡，写出个万字短篇，那时体力充沛。而现在即便是写一个短篇，至少也要花掉十天八天的时间。

关于写作能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矿藏，我自己的矿藏里还埋藏着哪些有待挖掘的宝贝，无须探测，自己最清楚。当然，不断挖掘，也是对自己已有成果的不满足，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做得更好一些。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该有的作品，所以我对过去三十多年的作品，总体是满意的。如果说长篇，我可能偏爱《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越过云层的晴朗》《白雪乌鸦》《群山之巅》，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向着白夜旅行》《踏着月光的行板》《酒鬼的鱼鹰》《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草原》《空色林澡屋》等，短篇《雾月牛栏》《逝川》《亲亲土豆》《一匹马两个人》《清水洗尘》《一坛猪油》《采浆果的人》《微风入林》《花瓣饭》《野炊图》等。

柏琳：

在写作中，你是否经历过和自己的搏斗？请和我们分享一个你和自我搏斗的例子，你如何突破自己的限度或者克服自己的障碍。

迟子建：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1998年开始写作的《伪满洲国》，这部小说涉及到伪满时期的皇宫贵族、贩夫走卒等。这里有弹棉花的、开当铺的、做店小二的、当土匪的、做教师的、沿街乞讨的、英勇抗日的、沦为汉奸的等等，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人。而那段历史，离不开日本人。

如何塑造日本人，对我是个挑战。在小说中，我刻画了几个个性复杂的日本人，羽田，一个厌战的军官；中村正保，一个随开拓团来到中国的善良的农民，以及在细菌部队做人体试验的军医北野南次郎。当侵略战争让一些人沦为机器、嗜血成性时，另一些人却在血光中看见了自己孤独的影子，以及没有未来的生活。那种被战争裹挟的失去青春和归途的感觉，是悲凉的。我在小说中，尽量克制主观情绪，客观描述这场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无辜者，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性也就凸显了。

柏琳：

对你来说，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三十多年写作中，你是否失去过写作的感觉？

迟子建：

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你在写作时，即便在黑夜，也感觉背后有光；而你在完成作品时，与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不忍告别的感觉。三十多年来，写作特别不在状态的时候极少，因为我不会在不在状态时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是没有缺憾的。即便正在写作状态中，作品也依然不是完美的。

柏琳：

那么你接下去想写的内容是什么？主题上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改变？

迟子建：

可能是个人习惯吧，我轻易不会在写作前透露下一部作品要写什么。当年筹备了多年的长篇《伪满洲国》，我在两年写作期间，也只有亲人知道我在写什么。写作长篇前，我尤其不愿意让媒体知道，因为这会招来各路出版方，书没开始写而谈出版，过早“嫁女”，不是什么好事情。而静悄悄地写作，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再说了，写作跟足球一样，即便你排好了阵势，真到了场上，纸上风云和球场风云一样，也会在实战中，适时变阵。

柏琳：

你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是什么？

迟子建：

朴素，慈悲。

黑土地的精神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柏琳：

新世纪近二十年来，就你观察而言，东北的社会样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断裂吗？

迟子建：

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当然也就是东北所经历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新中国发展的铺路石，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粮食、森林、煤炭、石油、制造业，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哪一样缺得了他们？

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激发了内生动力，使经济腾飞。可是东北在全国性的起跑中，却落在后面。这里原因很多，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更为艰难，再加上关外是苦寒之地，交通相比不那么发达，以及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造成了如今的东北相较于南方发达省份，在漩涡中打转，人才外流严重。

柏琳：

故乡东北的黑土地是你作品灵感的源泉，当然你也有脱离这块“乡土”的作品，比如转向都市生活题材的《晚安玫瑰》，但被很多读者认为这种写作“少了迟子建的味道”，变得不从容，有了束缚和紧张感，“个人特色没有了”，你如何评价自己那些“脱离黑土地”的作品？

迟子建：

首先我得说，黑土地当然也包括了城市。其实我2000年出版的个人重要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其中一半的篇幅就是城市书写。新京、奉天、哈尔滨，是《伪满洲国》中主要的三个故事发生地。《晚安玫瑰》写的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遭遇，自然也算黑土地作品。只不过我的读者习惯了我的笔触及他们认定的“乡土”，所以对它产生了不适应感。我还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清王朝末年哈尔滨的大鼠疫，我搭建了一座一百年前的哈尔滨旧城，写得很投入。

柏琳：

你曾谈过俄罗斯自然文学对你的影响，比如拉斯普京的作品。可能是东北离俄国比较近的缘故，我也能从你的作品中嗅出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新气味。俄国文学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观念？或者，俄国文学版图中其他作家对你的精神启示是什么？

迟子建：

我最早很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其后接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纳博科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等等大师的作品，曾写过一篇散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谈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西伯利亚与我的生长地，隔江相望，所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森林和草原以及活动其中的人，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些作家同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背负苦难，但理想之光从未泯灭，有一种不屈的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没有人不是小人物

柏琳：

在小说中，你的语言总带着鲜活、生动而质朴的民间气息，我特别好奇你获取小说素材的方法，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作品的写作，你扎根民间的方法是什么？

迟子建：

迟子建：我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中的好与不好，都会拥抱，都能接受，这使得你的艺术神经，始终处于敏感状态。小说，说穿了是靠一个一个的细节来构建的，而没有生活的原声底色，细节不生动，没有立体感，作品也就失去了生机。至于我的秘诀，这个实在难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的独家秘笈。

柏琳：

“底层文学”近年来十分热闹，但也存在诸多争议，你的小说其实更多都在“底层”打滚，你认为，怎样的“底层写作”才不会给人带来伪善、贩卖苦难、隔膜等负面印象？

迟子建：

如果说底层，是否有高层？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说，小说无论涉及到哪个层面，都是人间，都是生活，都是苦与乐。比如我写作《满洲国》，里面少不了溥仪，少不了抗日英雄，那么我写他们，采用的是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们的日常性，所以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

《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小说，我认为其中也隐含着一种“风俗史”的民间野史的写作风骨，请谈谈你自己的“民间野史”的写作趣味。

迟子建：

风俗在小说中，很像中国画中的留白，看似虚空，没有具体指向，实则是小说意境表达的砝码之一。拿沈从文和萧红的小说做个比较，你会从风俗中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砝码”，小说就失去了魂魄和韵味。如果把《边城》中的风俗描写或者《呼兰河传》的风俗描写剔除掉，这两部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将失去光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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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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