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编纂于北宋仁宗时期，北宋经过前几任君主的统治，在社会上基本实现由五代时期的武人统治向文人统治的转变，国内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

但是发展背后不可掩盖的是国内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各地农民起义频发，问题层出不穷，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交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变法运动遭遇挫折等。

在国内文人掌权、政治环境宽松的社会背景中，北宋前中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的史学家们纷纷以儒家“修齐治平”作为最终理想。

欧阳修、宋祁等作为北宋仁宗时期著名的学者同样秉持此论，因此在《新唐书》中，大量充斥着宋代史臣以史学资治的史论观点。表现了宋代史臣以复兴儒学为已任，力图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愿景。

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休，武人占据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基于五代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削弱武将权力，奠定了北宋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此后经过太宗、真宗的不断深化，将这种倾向延伸至整个社会，到“仁宗(907一960 年在位) 与神宗(1068-1085 年在位》 在位时期，文治文化最终稳固地确立下来。”

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无力彻底解决节度使问题，部分安史降将仍然拥有重兵，唐朝政府对待这些归降者采取妥协政策，分封他们为新的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受朝廷控制，不断地冲击着唐朝的政治稳定，落镇割据成为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元 904 年，通过镇压黄巢起义军迅速发展起来的朱温派人刺杀昭宗，此后称帝改国号为“梁”，结束唐朝统治。

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战争冲突不断，藩镇势力持续扩张。以编纂《旧唐书》的后晋来看，后晋为五代政权之一，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南唐、吴越、闽等政权，开国皇帝为后唐明宗的女婿石敬塘。明宗去世后，石敬塘借助契丹力量夺取政权，作为条件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每年还向辽纳贡称臣。

尽管如此，后晋与辽的战争却并未停歇。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武人势力迅速扩张，国家已然处于武人统治之下，《新五代史》中称这一时期“天子宁有种邪? 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聂崇岐较早便指出五代时朝代更迭之关键在于禁兵，他认为“尝考五代之际，政治上之大患有二: 曰腹心之患，即禁兵:曰肢体制患，即藩镇······五代禁兵，本藩镇军队所蜕变，其旧日“兵骄逐帅，帅骄判上’之习，尚未滁除。

以故各朝兴亡，多视禁兵向背。””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依赖禁兵力量夺权皇位的典型代表。因此基于唐末五代武人统治之社会现象以及自身个人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在建国之初改变这·社会现象，维护皇权的稳定，成了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呕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赵匡凰对武将的忌惮使他在国家政治建设中逐步削弱武将兵权，他采用赵普的计谋一方面收兵权以归中央，一方面罢镇，力图扫除自唐以来延续百余年的藩镇之患，同时在军事中启用文官，作为牵制武将的措施之一。自宋太祖之后北宋历代君王均采取各项措施以削弱武将权力，即使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也并未影响这一国策的实施。

除了削弱武官权力外，北宋初期的君王在“重文”思想的指导下倡导读书.修建孔庙，在社会中营造出尊崇儒学的社会氛围:同时还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以此来扩大文官统治范围，吸取优秀人才。

北宋初期的统治者推崇儒学，在各地修缮孔庙，由皇帝本人带头祭祀孔庙宋太祖时施行尊孔崇儒的政治措施，“诏有司增茸祠字，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宋太宗继位之后，继续发扬这一重文政策。

太平兴国三年 (978)，太宗下令让孔子44 代孙孔宜袭封文宜公，并免除孔家租税。太平兴国八年(983)，宋太宗进一步提出取士之标准在于通晓经义，即“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宋真宗提倡尊孔读经，他亲自祭拜孔子并多次修茸庙宇。

宋真宗分别于景德元年(1004)“诏历代圣贤陵墓摧毁者官为修茸，申严樵采之禁”又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文宜王墓奠拜，诏加谎日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仍修茸祠宇。大中祥符五年(1012) 又“改谥玄圣文宜王为至圣文宜王”，“经过宋真宗的祭祀倡导，北宋社会崇儒重道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宋仁宗时，部分臣子认为“祖谥不可加后嗣，乞诏有司更定美号”“，于是仁宗下诏改孔子后代为“衍圣公”北宋前期的君主积极推崇儒学，尊崇孔子，一方面有利于恢复文人统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文人士大夫对国家的认同感。

北宋前期统治者多勤奋好学，不断充实馆阁藏书，宣传儒家思想。同时还不断敦促身边臣子努力读书，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宋太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有勤于读书的习惯，他在征战期间仍不忘学习与收集图书，史载他“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在他即位后，仍然勤勉于读书，并派人在全国各地访求书籍。宋太祖还大力倡导臣子读书,力图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积极治学的社会风尚。《宋史》中记载了建隆三年，太祖与群臣的一次问答，太祖问臣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太祖主张武人多读书，以知治国之道。除了武官之外，对于身边的文人近臣，宋太祖同样督促他们尽心读书，以提高学识能力。

乾德四年五月，宋太祖进一步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择相标准。他曾因宰相赵普“寡学术而多次督促其读书，并说“卿若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在太祖的影响下，赵普遂手不释卷。宋太宗勤政好文，他认为开卷有益，纵使读书千卷亦不觉疲倦。

此外，宋太宗重视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提出“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宋太宗注重图书搜集，至太平兴国三年，国家藏书数量众多，北宋时期所编纂的四大类书中，除《册府元龟》外，均为宋太宗时期所编，足见宋太宗对书籍搜寻整理之重视。

宋真宗锐意兴革，励精图治，他在位时期大力兴办学校，同时也注重对典章图史的收集整理。咸平四年(1001) 宋真宗下今广征天下书籍，“国家设广内石渠之字，访羽陵汲家之书，广献书之路，每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才录用。”

与宋太宗时期修撰大型类书一样，宋真宗时期同样主持修撰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他在与侍臣谈及修撰此书的目的时明确表示，“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在北宋前期三位君王的努力下，社会文治局面逐渐形成，“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到宋仁宗在位时，国家文治局面俨然已经形成，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幅提高。

宋代以文治天下，在选官制度上宋朝承唐制实行科举。为了保证选拔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宋代从建国之初便不断完善科举制，不仅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放宽对考试人员的限制，同时还给与及第者较高的待遇。

首先，放松对考试人员的限制。宋以前的科举取士人员数量较少，唐朝取士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人，而宋朝君主为了获得人才，不断放松科举取士的限制，导致宋朝参试、录取人数急剧增加。

宋太宗时期，坚持“兴文教，抑武事”的治理政策，重视文人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他曾说过“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因此太宗继位后多次增加录取名额，将录取名额增加了近十倍，使得这一时期单次科举人数迅速突破数百人。

太平兴国二年(977)，贡士五千余人“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复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通三传出身。

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仅这一次科举，共录取 500 人，其中还包括 7 名“不中格”者，太宗以“怜其老”为由，赐予其“三传”出身。对于所取之进士，太宗朝的待遇十分优渥，“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

“唐朝时期，考中进士者仅得到做官的机会，要想成为正式官员还要经过吏部的诠选。而北宋则不同，第一、第二等进士可直接授予官职，这样的荣宠待遇显然远超前代。宋真宗对于科举取士的热情丝毫不逊于宋太宗。宋真宗时取士规模持续上升。

咸平三年(1000) 三月，宋真宗御崇政殿亲试，此次取士人数众多，“所擢凡千八百余人，其中自有晋天福中随计者，校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不仅为北宋政府吸取了大批的人才，但是也给政府带来了压力。

其次，北宋前期统治者不断完善各项科举制度。如废“公荐”制、对部分较为特殊的考生实行“锁厅试”、“别头试”、“宗子试”，对考生的试卷实行“糊名法”、“卷录法”等，通过这些措施来防止考试中的作弊行为。

宋朝以前，实行“公荐”制，该制度设置的初衷本是为国家提供人才，但后来逐渐失去控制，反而给部分官员结党营私，树立朋党提供温床。宋太祖即位后于乾德元年(963)下令废除“公荐”制，对于“荐嘱举人”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惩罚。

宋初，科举考试通常只有解试和省试两级。开宝六年(973)，李防主持考试，期间其同乡进士武济川因为文章鄙啊被皇帝除名，恰逢此时有人检举李防在考试中箱私用情，于是“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殴给纸笔，别试诗赋。”

“经过重新考试，太祖修改了录取结果，李防等人皆受到责罚，这种由皇帝亲自主持开展的考试即殿试遂被定为“常试”，这也是宋朝级别最高的一种考试形式。自此，宋朝正式确立起解试、省试和殴试的三级考试制度。

皇帝亲自主持殴试后，考中之人由“座主门生”转变为“天子门生”，这项举措的实行，太祖评论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此举有利于防范考官与考生结成党派，不仅加强了君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公荐”法的取消以及三级考试制度的设立是宋初中央收归取士权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