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必须借助史料来探究“过去实况”，而现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丰富了史料的种类，几乎过去留传的所有文字、实物、口碑和声像资料，都进入了史料的范畴。不过，在各种类型的史料中，文字资料不仅居于主要地位，而且最受历史学家的偏爱和倚重。接触文字史料时，需要从字面进入，穷尽其隐晦曲折之义，然后才能很好地运用它来探讨问题。也就是说，解读一条史料，首先要“识字”，其次要探明它的“原意”，最后要发现它与其他史料的联系以及它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意义。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无疑是掌握史料的“原意”，也就是这一材料的本来意义及其制造者的真实意图。虽然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令人沮丧地宣布，史料的“原意”实际上是渺不可知的，但这决不能成为一个借口，使我们不去竭尽全力地发掘史料的准确而可信的含义。洞悉史料的“原意”，这对历史学家的知识、修养、技能和“史德”是一种综合检验，需要调动全部的语言能力、历史意识、文本考辨技能以及各种相关的知识。这里牵涉的问题很多，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仅是解读史料过程中的“语境”问题。一般来说，一条史料的时间越久远，或者与研究者本土文化的差异越大，就越难以明了它的“原意”。其主要缘故在于，这种史料产生时的“语境”不是早已为时间的尘埃所湮没，就是很难为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所理解。“语境”对于解读史料具有核心的意义，只有把握史料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与这一史料相关的“史学语境”，才有可能“发现”史料的“原意”。① 下面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中一条常见的材料为例，具体讨论“历史语境”和“史学语境”对于解读史料的作用与意义。②

一、对一条常见史料的不同理解

说到史料，过去曾长期是研究外国史的人最大的“隐痛”。外国史研究起步很晚，积累薄弱，加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可利用的资料相当有限。一个专治外国史的学者，无论具有何种才华，也不论如何勤奋用功，总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多数学者只能依据很不全面的二手文献来做研究，即便引用一些原始文献，也大多是零星的和点缀性的，对于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关键的意义。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资料的急剧增加，外国史研究的史料条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善，至少在美国史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原始材料，都可以通过网络和数据库找到。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然而，随着史料激增而来的，是一个当初未曾料到的新难题，那就是如何准确而深入地解读史料，如何恰当地运用史料。外国史研究者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史料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训练，也缺乏直接面对史料进行研究的经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和时空阻隔的双重限制，解读产生于异域“语境”中的史料，比理解出自本国的史料要困难得多。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更加重视史料产生的“语境”，要下更大功夫来探究史料的“语境”，避免误解和扭曲史料的含义。对于多数一般性史料来说，“语境”问题也许并不复杂，略具研究经验的人都能应付自如。但是，有的史料可能让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颇感棘手，甚至在不经意间产生误解和误用。1788年6月10日，出席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后曾任国务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发言为新宪法辩护，其中有一段话的真实含义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由邦联国会提交各州审议和批准。各州公民相继选举代表组成各自的批准宪法大会，在表决以前，就宪法的原则和具体条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弗吉尼亚的批准宪法大会召开较晚，当时已有8个州宣布批准了宪法。弗吉尼亚在革命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很大、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们中有的支持宪法，主张立即批准；有的反对宪法，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以后再考虑批准问题。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锋，辩论持续了数十天。当时年仅33岁的约翰·马歇尔不仅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是积极活跃的宪法支持者。他在第一次发言时阐述了自己对新宪法的看法。他热情拥护新宪法，声称宪法的制订者和支持者所要建立的政府是“民主”，而不是“专制”；支持宪法的人都是“人类自由和权利的坚定朋友”，他们认为新宪法是保护自由最好的方式。他说：

我们把民主作为偶像来崇拜。那些反对它的人则赞颂君主制。较之任何一种君主制，我们更喜欢这种体制；因为我们坚信，它更倾向于保障我们的自由，增进我们的幸福。我们赞美它，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种得到很好调控的民主（a well-regulated democracy）。它被推荐给这个地区善良的人民：他们将通过我们来宣布，它是不是一种能够确立和保障他们的自由的政府方案。

他随后还提到，每一种政体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对“民主”来说，基本原则更加重要。他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什么是民主最喜爱的信条呢？（就是）严格地遵循正义和公共信念，坚定地信守美德。这些，……就是良好政府的原则。”[1]（Vol.Ⅲ，P222,223）

如果对这条材料做“望文生义”的理解，以为马歇尔此处提到的“民主”，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是一回事，就会把马歇尔看成一个坚定的“民主派”，一个积极推动美国政治民主化的斗士。但问题是，马歇尔是一个强硬的联邦主义者，而联邦主义者推崇强大的政府，倾心于精英政治，厌恶甚至反对“民主”；何以马歇尔却如此夸张地声称自己“崇拜民主”呢？难道是马歇尔本人的思想偏离了联邦主义的轨道？抑或是他所说的“民主”另有所指？要破解这个谜团，关键在于弄清楚“民主”在他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美国学者对这条材料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分歧。对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有着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在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中引用了这条材料，以说明联邦主义者对待“1776年原则”的态度。从他引用这一材料的上下文来看，他把马歇尔提到的“民主”看成是一种“保护人民自由”的宪政体制，体现了他对辉格派的“自由至上传统”的遵从。[2]（P524） 而以研究美国早期社会文化史著称的戴维·费希尔则认为，从马歇尔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来看，他绝不是一个“任何公认意义上的民主”的拥护者，因此，在他的“语境”中，“民主”所指的不过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大众选举”。[3]（P58） 也就是说，马歇尔并不是真“崇拜民主”，也不能把他说的“民主”理解为一种政体。

如果说“望文生义”的理解明显失当，那么美国学者的两种诠释哪一种更符合马歇尔的“原意”呢？是否有可能两种理解都偏离了马歇尔的“原意”？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不仅牵涉到马歇尔发言时的“历史语境”，而且必须考虑存在于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之中的“史学语境”。只有从这种双重“语境”着眼，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马歇尔所谓“崇拜民主”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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