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是一种世界性的生物灾害，农业出现以后就开始有了。在人类历史上，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蝗灾景象是公元前2400年古埃及墓室中的一幅壁画。早期蝗灾的文字记载在埃及、希伯来、古希腊和中国都有。西方最典型的文献是在《圣经》中30多处文字提及蝗虫、蝗灾，其中的“出埃及记”和“启示录”把蝗灾列为重大灾害。“出埃及记”中记述耶和华降临在古埃及的十个灾祸，其中之一便是蝗虫布满埃及。罗马历史学家泰特斯·李维，普林尼等人笔下也曾描述过蝗灾惨状。

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来的沙漠蝗席卷了中东、非洲、南亚的一些国家，灾况严重。目前来看，还在进一步扩散，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事实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来是个大难题，这主要是受制于当地的治理技术与资金投入。20世纪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分布范围达2900万平方公顷，波及55个国家。上个世纪初，对非洲蝗灾治理的国际援助就开始了，来自各国的昆虫学家投身到非洲治蝗运动中，如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Boris Uvarov对非洲蝗虫生物习性及爆发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0年前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专门成立“蝗虫及迁飞害虫紧急行动小组”（Locust and other migratory pest and emergency operations group），主要工作就是监测 30个国家的沙漠蝗活动，搜集信息，结合卫星和历史数据来预测蝗虫活动。

目前的蝗群是否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事实上，不同蝗虫的生活习性不同，对生存环境有要求。从史料上来看，欧洲的北部和东北部蝗灾很少，因为北纬40º以北，气候寒冷，蝗虫存活困难。又比如东亚飞蝗在土壤温度低于零下10℃的日数15天或在零下15℃的日数5天以上，蝗卵就不能存活，而亚洲飞蝗蝗卵在零下17.3℃，死亡率达100%。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飞至中国的记载，最近也有专家表示，这些沙漠蝗大批入侵中国为害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天然的山脉屏障。当然，我们要做好监测和防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有多严重？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就有记载。古代文献记录了多少次蝗灾呢？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次数也不同。根据昆虫学家郭郛的统计，从春秋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蝗灾年有800多个，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由于每个朝代蝗灾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简略，实际的灾况应该更多。以清代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等材料的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最南达到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边越过甘肃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区。重灾区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清代的特大蝗灾首推咸丰年间的蝗灾，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文海将此灾列为“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之一。

咸丰在位十一年，年年有蝗灾。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蝗灾最先由广西开始而不是传统的黄淮老蝗区，从咸丰二年（1852）起，广西频传蝗灾，1854年朝廷蠲缓了22州县及14土州县的蝗灾额赋。随后蝗灾继续蔓延，1856-1858年灾况最烈，危害到广东、江西、湖南等省，就连西藏地区也是蝗虫为患，同时北方也深受其害。从《清实录》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惨状：“飞蔽天日，塞窗堆户，室无隙地”“蝗食苗殆尽，人有拥死者”。清代中后期南方大蝗灾变得频繁，这与当时对南方地区的不合理开发，以及治蝗不力大有关联，滥砍滥伐、垦山、围湖等行为给蝗虫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适生区，而战争和官员怠政对蝗灾的爆发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兵火连天，我国又经历了三次蝗灾高发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约持续3-4年。其中1933年蝗发异常剧烈，当时的报道称之为“中国蝗感年”，当时全国12省发生蝗害，重灾区为苏皖湘豫冀浙鲁湘陕晋9省。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黄河泛滥区荒地繁殖而蔓延，成为华中蝗虫新繁殖区，1943-1945年出现大蝗灾，为历史罕见。1949年后，我国通过多方生态学治理，蝗区发生面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00多万公顷，到七十年代末减少到100多万公顷。进入到新世纪后，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现在我国的蝗灾治理很有成效，致力于研究“3S”技术进行监测，即遥感技术(RS)子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子系统、全球导航定位系统(GPS)子系统，以及采用系列新式生物药剂的绿色治蝗技术的发展，初步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迁飞”。

古代政府是如何治理蝗灾的？

世界上大多数古代文明国家都有视蝗为“天之罚”的认知。在西方国家，蝗虫的出现被认为是神的愤怒（Divine Wrath），无力补救，只能忍受。这是各受灾国在探索蝗虫出现原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模糊理解。相较这些模糊的认知，中国是世界上蝗虫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因此累积的蝗虫知识最为完备，治蝗管理和除蝗技术达到了更高水准。

中国古人的除虫意识起源很早，《诗经》中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历代各地所建的八蜡庙（八蜡指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其第八神即为虫神）也是明证。中国传统的治蝗，经历了从民间自发除治到政府监管，由零散除治到规模除蝗的变迁，在管理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的机制。

初时，在尚未出现管理组织时，中国便已有治蝗规则，汉代时“民捕蝗诸史，以石㪷受钱”，有政府派遣官员治蝗，以钱米收购蝗虫的规定。不过，唐以前“灾异谴告说”甚为流行，民众囿于畏蝗思想，不敢随意捕扑。自唐代中书令姚崇力辩蝗为害虫、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逮至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比如《熙宁诏》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治蝗须地方官员及乡绅亲自督捕的规定；钱米易蝗的标准；复查治蝗及其上报的说明；治理过程中赔偿与免税问题。《淳熙敕》更加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责。明清时出现的不少农书，记有多种捕蝗灭蝗的方法及法规，或专篇成册，又或广布告示、手册，将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条令流布甚广。

不过，鉴于百姓接受知识与民风民俗的不同，实际上，治蝗有官府组织的规模治蝗与民众自发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唐宋以降，蝗蝻发生时地方官亲自下乡、率民驱除成为定制。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厂（局）的负表人由地方官员担任或由当地保甲里耆公举人选。具体治蝗工作中，还设有护田夫、农长（乡约）作为除蝗小队的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地主佃户捕蝗人员造具清册，便于调动。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实际上形成了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下层官员治蝗不力，往往牵涉到上级官员连累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在古代国家能形成这种严密的管理，代表着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准的治蝗模式。虽然治蝗政策多层，报灾程序繁琐，也会延误治蝗时机，但是若官民得以实心治理，“便宜行事”，确实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如清代康雍乾三代对蝗灾治理重视，治灾系统有序运作，虽然蝗灾记录不断，但是造成大面积蔓延的现象却不多见。当然，在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也只能是虚设，无法发挥效用，这就是清中后期嘉庆以后大蝗灾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之前的除蝗水平怎么样？

治蝗与治水旱灾不同，先民早有认知。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到：“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欲求恒稔，虽唐虞之世，犹不可得……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此其与水旱异者也。”所以蝗灾是可以通过人力加以控制与消灭的，但是古代并没有高效除虫药剂，也没有大型实用的除虫机械，主要还是靠人力捕除，所以治蝗要从根上进行治理，严加防范。蝗灾发生后，要掌握蝗虫习性，有针对性地根据蝻与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除治。首要原则是先做好准备，根治蝗蝻滋生地，所谓“捕蝗如捕盗禁于未发，则用力省而种类不至蕃滋”（《清高宗实录》）。其次治蝗要宜早宜速，趁蝗尚幼时就要及时处理，“治蝗不如治蝻，治蝻不如收子”。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觉，而飞蝗又常高飞远扬，同样不好除治，因此蝻虫的除治就至关重要，此时蝗蝻尚不能飞，只能跳跃前行，如图所示掘沟陷杀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节奏统一地驱赶，一步步将蝻虫驱至壕沟，然后火烧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这种方法延续到民国还很常见，西方国家在未采用化学药物之前，也用过这种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养鸭治蝗法。古代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到清乾隆时，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蝗灾，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蝻未能飞时，鸭能食之。如置鸭数百于田中，顷刻可尽，亦江南捕蝻之一法也”（清代顾彦《治蝗全法》）。养鸭食蝗成为清代乃至民国社会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尤其在水乡得到重视，民国时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此外，百姓也会制作一些扑打工具和网兜来捕捉飞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灭蝗卵等。总体上看，传统的除蝗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千年来的治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古代社会要应对数量庞大的蝗虫，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动一致的人海战术。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蝗大致是这种模式，直到民国时西学的引入才发生改变。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蝗虫研究与交流跨越国界，合作慢慢成为常态，一些国家开始共同商讨治蝗，并设置国际性专门治虫组织，以谋求一个合作政策应对蝗虫，达成国际互助。当时，各国陆续与世界接轨，治蝗模式在国际治蝗组织的指引下开始趋同，研究成果共享，在蝗虫活动范围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几次国际治蝗会议的交流。

受西方国家新式治虫管理形式的引领，民国时，我国治蝗机构开始仿美国新式机构设置，实现行政管理与科研工作的结合，治虫的科技人员实地调研蝗虫种类与受灾面积，下乡指导灭蝗，培训治蝗人员，科技人员同时参与治蝗的行政管理。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联合与分散两种模式管理：联合体现在集合全国各地治蝗经验，召开治蝗会议，交流灾况、统一布署；分散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治灾，成立各地昆虫局总辖具体治蝗事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上纷纷建立治虫机构，创立新建置，将研究人员纳入到治虫的行政工作中，如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在中国治蝗史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推动了从传统法治蝗转向现代科学除蝗。

当时的除治方法对人力的依赖大大减少，通过学习和采用西方的治虫技术，利用本土的资源，创造价廉实用的除蝗药剂及除蝗器械。如除蝗药剂是提取本土的某些植物和矿物中杀虫成份，研制出固状、粉状或液状的除蝗品，同时仿造国外小型家庭除虫器具，推广器械除蝗，最成功的就是喷雾器。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新型高效的杀虫剂问世，如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中国也开始了对新式化学品除蝗的研究，当时研究者们的工作对1949年后的治蝗事业贡献良多，治蝗获得空前成功。不过，由于DDT、六六六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太严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禁用了。

1949年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蝗虫滋生地，控制蝗灾，有效遏制了蝗虫连年暴发势头，成效显著。虽然现在蝗灾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基本可以科学防控，正在向可持续治理方向努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蝗虫有群聚性与迁飞性，人类必须协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灾的大爆发，所以国际间的合作治蝗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