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二陈是作者前编的重点，“不为乾嘉作殿军”这一标题，已经言明了陈垣的学术根基和学术追求。在民族史、宗教史的研究中，陈垣对乾嘉考据学方法的全面吸收与继承，将目的变为方法，从支离走向通贯，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新旧两种学术体系的转换。作者没有指出的是，陈垣能够在民族史、宗教史上取得突破，其实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不仅是陈寅恪的研究重点，而且还是当时整个时代都重视的学术潮流。与此相关联的西北史地、民族宗教问题，更是在清末以来的学术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这是由于面对西方的多种压力，中国学者不得不在这些方面用力。稍早的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等已经在这些方面有所探索。陈垣紧随其后，加之新材料的出现及其极具学术判断力的前瞻性眼光，故能不断预流。抗战时转向“有意义之史学”，其集中表现就是《通鉴胡注表微》的撰作，陈垣“将自己与胡三省的生存方式和对历史的理解彻底打通”，避免了影射史学，而与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合辙。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垣主动学习，那句“法湘乡不如法韶山”，不知是不是针对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而发之议论，之后其经历也主要放在教书育人上，少有著作了。纵观陈垣史学，随时代而有“三变”，但总的来说，其特点都是对材料竭泽而渔，注重传统史料，这其实是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决定的，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