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地域的根，文化是地域的魂。根与魂之间的连接线，就是地域的文脉。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典籍就是地域文脉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而地域文脉的传承应该是活态的，只有在悉心传播中继承，才是积极有效的。

日前，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东北流人诗文集成》《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两套系列丛书均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让承载地域文脉的珍贵古籍从深闺中走出来，抢救、挖掘、整理、出版历史文化典籍在我省图书出版界已成共识。记者就此采访了近年来参与《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等历史典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学者徐光荣、武斌、徐桂秋。

《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第二辑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九辑

学者徐光荣

延续地域文脉，抢救、挖掘、整理、出版历史文化典籍在我省图书出版界已成共识

近年来，我省图书出版界从抢救、发掘、梳理辽宁地域文脉入手，通过对历史典籍、历史积淀的研究与整理，撷取精华，出版了一批带有辽宁地域符号的图书，这些书是辽宁地域文脉的真实写照，勾勒出其历史流变形态、精神内涵和独特价值，让我们由此触摸到辽宁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历史典籍是珍贵的地域文化遗产，沈阳的这类典籍很多，但多分藏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出于保护古籍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还有一些珍贵的古籍散失在民间。为传承盛京文脉，沈阳市文史研究馆于2008年启动了《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工程，逐年整理出版一批辽沈地区久被湮没的重要文化典籍，并明确涵盖关于沈阳历史沿革、城市变迁、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各类人物、文化著述、风俗风物等方面的珍稀典籍，对研究沈阳历史文化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典籍和手抄本、孤本典籍，优先纳入整理书目，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迄今已整理、研究、校注、出版了九辑27册历代典籍，包括多种罕见的沈阳先贤作品，如《沈阳百咏》《陪都纪略》《奉天古迹考》等，展现了沈阳深厚的文化底蕴，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在全国文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该馆还编著了《东北第一城——沈阳往事》《沈阳历史大事本末》《沈阳历史人物传略》《沈阳历史大事年表》《沈阳地域文化通览》《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等地方历史系列丛书，使沈阳地方史书系列书籍初具规模。

致力于辽宁地域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沈阳出版社近年来推出《函可传》《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聊斋志异》手稿本等多部历史文化典籍。《聊斋志异》手稿本是蒲松龄亲手誊抄的定稿本，现存半部，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是该馆镇馆之宝、国家级文物。推出《聊斋志异》手稿本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在于，它为研究《聊斋志异》的成书年代等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证据，是校补现有《聊斋志异》诸多版本文字舛误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又推出《稿本聊斋志异》精装全彩影印本，更接近蒲氏手稿原貌。

在辽宁出版集团近年来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可以纳入整理地域文脉之列的图书更是数不胜数，辽宁科技出版社的《辽宁中药志（植物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满洲实录》《辽代铁器考古研究》《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铁剪报译稿》、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奉天落子》《辽宁曲艺史》、辽海出版社的《八旗文献集成》（一至四辑）《清代东北流人诗文集成》（一至二辑）《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一至四辑）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据介绍，国家出版基金主要资助优秀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其资助项目所体现的高水准，已经成为我国出版行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在今年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依然不乏地域特色选题，《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首次全景展示了各历史时期在东北地区所建长城的分布、遗存等情况，许多图片反映的古长城遗存如今已发生很大变化甚至不复存在，使此书的出版更显弥足珍贵。《八旗文献集成》《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作为大型资料性文献，无论是从收集文献的数量、规模，还是从整理的角度来看，都超过以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历史文化典籍的抢救、挖掘，不仅使地域文脉逐渐明晰，而且进一步提炼出其中蕴含的文化精华与价值

“长期以来，关东一直被视为教化难至的蛮夷之地，在‘二十四史’中，有关辽宁的篇章少之又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的抢救、挖掘，不仅使地域文脉逐渐明晰，而且新的发现更使我们对辽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的主编之一，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学者徐光荣这样说。

徐光荣仅以沈阳市文史研究馆抢救、挖掘、整理、出版辽沈历史文化典籍为例，他说，沈阳市文史研究馆从1956年成立以来就在整理、研究历史典籍的基础上推出了《沈阳市十县简志》等图书。可以说，沈阳的文化资源是多方面的，就图书著述而言，沈阳故宫文溯阁就曾藏有特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而记述辽沈历史的《盛京通志》《奉天通志》及诸多名家历史文化典籍更是蔚为大观。然而，遗憾的是，很多历史文化典籍被遗失、损毁。例如，清末文史学者金梁著《奉天古迹考》，仅辽宁省图书馆藏有一本，其序言还被撕掉半页。鉴于历史文化典籍不抢救则濒危的险情，2008年，文史研究馆启动了整理辽沈地区久被湮没历史文化典籍的工程，至今已出版数十部具有标识地域根脉性质的图书。

徐光荣说，整理文化典籍，从挖掘、梳理到校注、研究，是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工程。挖掘的范围要广、要深、要细，从浩如烟海的古旧图书中鉴选甄别，择其有益于今天文化发展的典籍出版，是这一工程的基础工作。他们在编辑《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时，参考4种手抄本校注出版了《辽左见闻录》，这是清代康乾时期东北的小百科全书，颇具抢救价值。研究发现，清代盛京多本书籍提到《陪都景略》，但他们遍查东北各地图书馆均无其踪影，后得知北京图书馆有此书，他们据此通过该馆所藏的海内孤本校注重印，此书成为研究盛京沿革、社情、民俗的重要史料。

在徐光荣看来，整理文化典籍，校注与研究更加重要。校注要仔细研读古籍原文，这是发现、探寻古籍价值的关键环节，而进行专项深入研究，更能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高度，提炼古籍中蕴含的文化精华与价值。如遍查“二十四史”中有关辽宁的记载，在《魏书·韩秀传》中，发现了辽宁朝阳人韩秀的一篇议政散文《敦煌移就凉州议》，由此得知因有韩秀和他的议政文，才保住了敦煌这座古城，才使敦煌石窟的艺术生命延续千年。又如晚清从铁岭走出的外交家张德彝，写有8部《航海述奇》，而今用现代科学理念研究发现，这套久被湮没的古籍同样异彩纷呈。据载，1971年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热夫人在演讲中宣称，在1927年之前，中国几乎未见到任何关于巴黎公社的反映。而实际上，张德彝在《航海述奇》的第1部《随使法国记》中，就对出使法国亲睹巴黎公社起义的经历做了翔实记述，其真实性堪比法国历史学家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公社史》，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共产主义运动史写下浓重一笔。像这类从古籍中挖掘的文化精华还有许多：如从国外找到的元代辽宁籍文学大家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堪称是《大唐西域记》后又一部记述西域历史风情的名著；从《录鬼簿》《元曲选》等典籍中，发现辽宁盖州人石君宝写出了《秋胡戏妻》《曲江池》等名作，是元杂剧大家之一；从《张三丰全集》中发现从辽宁阜新走出的张三丰不仅是道教大师、武当拳祖师，还是元末明初一位诗作颇丰的诗人；而细读被写进《清史稿·文苑传》的刘文麟的《仙樵诗钞》，就发现这位曾任盛京萃升书院山长的刘文麟，是第一位以诗反映鸦片战争的诗人，等等。这些从古籍中发掘出的文化精华，令人感叹辽宁的千年岁月竟是这般如诗如歌、可歌可泣，也让辽宁的地域文脉明晰起来、鲜活起来。

发掘历史文化典籍，将满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古籍遗存唤醒，成为文化创新的资源，永续发展

“生长在辽宁文化土层的‘流人文化’曾被忽略，通过对相关历史文化典籍的认真发掘、整理与深入研究，发现辽宁流人著述及历史积淀展现出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既是一处美丽的历史风景，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是文化创新的不竭资源。”《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丛书的主编之一，辽海出版社首席编辑、副总编辑徐桂秋这样说。

徐桂秋说，清代东北流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群体，他们在清代，特别是清前期东北的开发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他们似乎被历史遗忘，少有研究者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感觉相关资料匮乏、收集不易。事实上，有关清代东北流人的文献相当丰富，除目前已整理出版的之外，还有一些文献没有被发现、整理，这些文献有的分藏在国内各图书馆，有的收藏于个人手中，有的流失海外，藏于外国的一些图书馆，阅读不易，使用更不便。有鉴于此，他从2014年开始策划出版《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丛书，并且1至4辑连续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在徐桂秋看来，辽宁流人是清代东北流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同样有较大意义。《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丛书对辽宁流人及其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考证确定辽宁流人，并对其生平事迹进行研究，尤其关注其遣戍辽宁的原因、在辽宁生活的经历及结局等；二是全面收集、整理辽宁流人的文献，尤其关注其在遣戍辽宁期间编撰的文献。匡谬辨误，拾遗补罅，取得较显著的学术成果。

清代辽宁流人中有一部分是有较高文化修养或有某些专长的官吏，如陈之遴、徐灿、郝浴、陈梦雷、顾永年、函可、季开生、丁澎、董国祥、左懋泰、敬徵、吴达、裕瑞、戴梓等。康熙时丁介的《出塞诗》曰：“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他们在流放地或被聘用开展某些文化活动，或自由从事某些文化教育职业，对辽宁的文化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史学界称之为“流人文化”。如郝浴在铁岭创建的银冈书院，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影响至今犹存；僧人函可等人组建的冰天诗社是清初盛京乃至东北地区第一个文人社团，促进了盛京地区的文化交流。明朝以前有关辽宁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风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专门记述一直比较少见，流人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编纂地方志书，如陈梦雷主持撰修的《盛京通志》，是清代东北地区第一部通志体志书，董国祥、孙楩、罗继谟、邢为枢、左公式生、左昕生等人编纂了《铁岭县志》等。在这些流人的努力下，辽宁文献短缺的状况才有了改观。流人在滞留辽宁期间还创作了大量诗文，或反映人民的疾苦；或寄托其忧国忧民、经世治世的爱国情思和对外敌的愤慨；或记述辽宁的风俗民情，赞扬当地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或歌咏流人与当地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等等，无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总之，辽宁流人的到来，在实现垦边戍疆的同时，也客观地将中原先进文化传入辽宁，特别是通过这些流人发展经济、创办教育、著书立说、成立社团等活动，带动了辽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徐桂秋认为，这些辽宁流人文献长期被束之高阁，如不及时加以收集、整理，将会继续湮没甚至灭失，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整理乡邦文献，将满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古籍遗存唤醒，已成当务之急。

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不仅让我们对地域文脉有了新认知，古为今用，也将生成推动辽宁发展的内在力量

“在我们辽宁这片土地上，有那么优美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遗存，有那么独特的风俗习惯、民间风情、文化传统，有那么多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还有那么多原本属于辽宁而没被充分评价的文化发现。辽宁文化人的一个责任，就是深入发掘辽宁历史文化的内涵，勾勒出辽宁文化发展的根脉，让大家都知道地域文化独特的历史价值。”近期刚刚出版的《文脉千年》《旧宫遗韵》两部新著的著名历史文化学者武斌这样说。

也曾徜徉古籍书海，也曾遍访历史遗存，武斌认为，过去，我们总把辽沈地区看作是中华文化的边缘之地，在讲述中国文化史的各种著作中，也很少提到辽宁人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功绩。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和现代学术界的研究，都在证明着这一点，即中华文化是多元发生的，中华文明的摇篮并非只在黄河一地，而是遍布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那么，红山文化等的发现，说明辽宁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甚至可能是中华文化最初曙光中的一缕阳光。自兹而降，这里的人民繁衍生息，并与中原人民进行着频繁的往来、交流和文化融合，而成为既与中华文化传统一致，又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辽宁这片沃土涵养了辽宁醇厚朴素的民风，也培育出一代代杰出的辽宁人物。历史上有许多辽宁文化名人的故事和中原人士遣戍东北的文化业绩，正是他们，使我们辽宁的文化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

对于抢救、发掘、整理辽宁历史典籍，武斌说，我们寻访历史，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虽然这“思古”之情是很可贵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是从过去走来的。那么，厚重的历史在我们当代辽宁人中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心理动力和价值资源。无论我们今天现代化到了什么程度，无论我们离过去已经多远，历史文化仍然会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留下它伟岸的身影。所以，认识过去就是认识今天，认识历史文化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仅仅要再现历史，而且还要解释历史，是用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历史，用现代人的话语去“说”历史。这样，虽然讲的都是前尘往事，但仍然使人感到很近、很亲切、很有意思。

武斌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地域文化更是滋养辽宁这片沃土的文化根脉，而了解历史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正在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以，最近这几十年里，在这片沃土上，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飞架南北东西，处处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经济建设气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还有许多人文指标，还在于全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现代化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要割裂历史，而是要充分挖掘、整理和消化既往的、前辈留下来的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典籍，使这种文化资源真正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资源力量。古为今用，这才是我们的“后劲儿”所在、我们的“实力”所在、我们的“未来”所在。

沧海桑田、金戈铁马、迁徙交融、诗书礼乐，演出了关东数千年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我们不仅需要这部巨型活剧的全部文字脚本，而且也需要它的一个个片段、一个个情节、一个个音符。当代辽宁人的一个重要文化责任，就是深入挖掘辽宁的历史文化，继承辽宁的悠久传统，呈现辽宁文化在中华文化总体格局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这种挖掘呈现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认同、一种文化价值的寻根、一种基于地域文化的血脉相承的感情。我省图书出版界抢救、发掘、整理、出版历史典籍之举，就是在充满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关怀中，肩负起辽宁文化人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