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两次入值军机，加起来不足一年，且两次都是骤然进京，又忽然离开。

短暂的京官生涯里，左宗棠与同事相处关系如何？

左宗棠

正史除了记载礼部尚书延煦一次公开弹劾，鲜见提及。

但野史对左宗棠京官经历的记载颇多，它从侧面弥补了正史缺失，让我们得以窥见宫殿台阁之间一代名臣的掠影。

左宗棠晚年住京期间，结交了一些朝廷的端正人士，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但也与一些气场严重不合者发生矛盾争端，比如军机处领班大臣宝鋆（读yún，金子）。

一

宝鋆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生于1807年，比左宗棠大5岁。

1838年（道光十八年），26岁的左宗棠第三次进京会试，不幸落第；32岁的宝鋆却在这年高中进士，朝廷授以礼部主事官职。

1862年（同治元年），起身民间的左宗棠出山一年半，凭军功骤然做上从二品的浙江巡抚，此时，朝廷将常年在京的宝鋆提拔为正二品的户部尚书。

宝鋆

清朝吏治，人事安排，重满抑汉。宝鋆虽与战争前线远隔千里，且无尺寸战功，但常年悠游于宫殿，回旋于台阁，其一生两次最重要的升迁，都与湘军战功紧密关联：

宝鋆第一次晋升，《清史稿》如此记载：

“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

即是说，1864年六月中旬，曾国荃攻克南京功成，慈禧太后认为宝鋆有赞助之功，赏给他太子少保官衔，并赏赐花翎。

此类封赏，属于爱屋及乌，自然言不及义。但如果我们知道，曾国藩在奏报上将攻克南京城的首功归于湖广总督官文，将他写在第一名，也就可以理解。

虽然宝鋆跟官文一样，德薄能鲜，但最终得以因人成事，咸与成功，今天可以说他俩命好。

对于宝鋆的第二次晋升，《清史稿》作如此记载：

“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光绪三年即1877年，这年，左宗棠成功规复北疆。宝鋆如1864年故事，无功受禄，接替了曾国藩去世后空缺的武英殿大学士官位。更令人惊诧的是，一年后，随着左宗棠成功将北疆掣回大清帝国版图，宝鋆再次水涨船高，被朝廷奖赏，给予“优叙”。

左宗棠一生最痛恨官员无功受禄、尸位素餐。一旦遭遇此类官员，他会竭尽政治策略，设法将之扳倒。左宗棠1855年幕僚主政扳倒湖广总督杨霈，1859年凭幕僚之身直接对抗湖广总督官文，1872年公开叫板乌鲁木齐提督成禄，17年间将这三个庸懦的满洲贵族奋力扳倒两个，便是明证。

1881年，京官左宗棠与因人成事的满洲贵族宝鋆成为军机处同事，两人之间观念、言语的冲突，一触即发。

二

今天一些民间传言将左宗棠说得不堪。左宗棠事实上是一个不乏人缘的京官，前提是对方是忠臣、君子，值得交往。

翁同龢

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与左宗棠同气相求。左宗棠从哈密前线抵达北京的第一天，翁同龢即派人给左宗棠送去名片，时间在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

两天后，翁同龢专程登门拜访，碰上左宗棠有事外出了。

翁同龢与左宗棠第一次见面，在1881年二月初一，两人面对面深入交流，则在三天后。

左宗棠正式接到朝廷军机大臣的任命，在1881年正月二十九日。但上任不过二十天，他与军机领班宝鋆就发生矛盾了。

亲身见证者翁同龢在光绪七年三月十九日的《翁文恭公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是日，左相会神机营王大臣议练兵法式。晚祭慈安皇太后，左相未来，宝（鋆）相有‘一团茅草’之喻。窃恐左公不免龃龉矣。正人在位之难也。”

今天读者不免纳闷：左宗棠为什么不跟宝鋆一起参加祭祀慈安皇太后的礼仪？因没有更多的正史作细节的铺垫，笔者推想，可能是左宗棠不愿跟在宝鋆身后击鼓传花；何况，祭祀仪式空洞无物，纯属演戏。但宝鋆可不这么看，他显然生气了，批评左宗棠是“一团茅草”，将左宗棠看成“草莽英雄”。

翁同龢认同左宗棠的做法，所以感叹“正人在位之难”。从这句话依稀还可以推测，宝鋆带领军机大员祭祀慈安皇太后，其背后大约有个人的政治目的，左宗棠不愿附从他“政治站队”。

来自帝师的隐秘记载，虽是野史，其权威性有如现场录播的新闻纪录片。

而民间野史对左宗棠与宝鋆之间的矛盾冲突，则毫不忌讳。文人雅士的借助生花文笔，活灵活现地还原了气类不通的两大京官之间的嬉笑怒骂。

三

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写到这样一则故事：

“文襄入掌军机，与宝文靖公（鋆）甚相得。一日，戏谓宝文靖曰：“吾在外荡平发捻，凡七十三岁之老贼，为我所杀者，不知凡几矣。宝文靖笑而应之曰：“公焉知其为七十三岁，或仅只七十岁耶。”文襄不禁捧腹。盖其时宝文靖已七十三岁，而文襄则正七十岁也。”

故事说，左宗棠在军机处上班期间，对宝鋆横竖看不顺眼，借玩笑说，自己在前线杀过许多73岁的敌军老将，以影射73岁的宝鋆属于自己想杀之人。火药味隔一个半世纪仍能闻到。

可惜，这则野史虽然描写记述生动如画，但基本类似于今天“以网络为依据、以谣言为准绳”的微信文章。此文史实部分错误处有二：一、原文称两人“甚相得”，宝鋆与左宗棠实不相合；二、“宝文靖已七十三岁”，也所记年岁不对，时年应为七十五岁。

四

比较李伯元“道听途说回家写”的写作风格而言，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记载的一段野史，其准确度与真实性则要高得多。它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从地方封疆大吏晋升为京官重臣之后左宗棠身心不适的方面。

“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所谓鞠躬尽瘁者是也。入赞纶扉，参预密勿，乃醇邸（奕環）用南城舆论，以为左胜于李。及见其衰惫，不免爽然若失。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余则不问不敢答。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王德榜谢恩。恭邸（奕䜣）徐讽之曰：‘且俟诏下。’乃已。

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防一摺，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曰：‘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准而遽然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对？’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恭邸曰：‘朝廷中是则然矣。’”（卷二）

第一段是说左宗棠为部将王德榜请求朝廷安排一个实缺，左氏不按奏事规矩，直接越过军机领班宝鋆抢先奏报。不等朝廷下发圣旨，又要王德榜进朝谢恩。

这是完全可能的。左宗棠四十岁前居于乡野，只在书上读到过礼制规矩。他出山后历张亮基、骆秉章两任巡抚，两人都是“橡皮图章”，左宗棠是事实的一把手，其后22年封疆大吏，他都是地方一把手。左宗棠每次跟朝廷奏报，都仅限文字上的礼仪，他从来没有过等别人安排决定他如何行动的训练。进京之后，他将做封疆大吏时的习惯带进京官生涯中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第二段是说，左宗棠找李鸿章商议修北京永定河，跟恭亲王商量好后就打算去办。恭亲王当场吓了一跳，告诉他，这事需先报告慈禧太后，待太后批准才能出紫禁城。左宗棠对他的说法也感到吃惊，询问自己在京一举一动是否都需要朝廷批准？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心情黯然。这也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就心性而言，左宗棠是庄子一派的，庄子自由来往，不喜拘束，左宗棠尤其不愿行动受他人制约。活到70岁，他确实一直是主宰与决定别人行动的人，而从来没有被他人制约。

一旦感受到处处制约，左宗棠本能想着离开。官员左宗棠不是蛮干的人，他懂得智略地让朝廷将自己外放为两江总督，以避开两不相宜的是非之地。

五

要看清左宗棠的选择与做法，需要放进湖南历史人物中，作一个整体的观照。

近四百年来，湖南籍历史人物分两派：一是学院派，以学问思想见长；一是行动派，以思想事功见成。

前者有无数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学生为证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左宗棠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城南书院其后走出的隔代校友，有黄兴、毛泽东。

比较而言，左宗棠跟毛泽东的个性气质、行事风格有不少接近之处。

24岁那年，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25岁那年，毛泽东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左宗棠适应的官场，是由他一手开创的清正廉明的官场，但他确实不适应做京官。左宗棠早年跟胡林翼说：“弟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方面他自己看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