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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前期打遍亚洲无敌手，八旗铁骑从黑龙江打到缅甸的萨尔温江，从蒙古高原打到帕米尔高原，收蒙古，平新疆，定西藏，开疆拓土实为秦皇汉武以来所未有，到清朝中期中国的版图达到1200多万平方公里，把内外蒙古纳入统治，设立盟、旗制度管理之;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在西藏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完善了对西藏的治理.可以说清朝对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管理远超前代，是现代国际法上可以确认主权的开始。

晚清时期，西方崛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殖民东方国家，清帝国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但是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晚清依然出现了两个牛人，收复了大面积国土，最著名的就是民族英雄左宗棠，左宗棠以年迈之躯，力排众议，使得清政府下定决心收复新疆，左宗棠抬棺西征的故事无时不激励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时，杀伐果断，无数太平军断魂其手中，尤其是在平定陕甘回乱中，左宗棠也曾得到“左剃头”“左屠夫”之称。但是瑕不掩瑜，左宗棠一直被后人视作民族英雄。

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赵尔丰是在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制造“成都血案”，后来辛亥革命中受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处决。然而，清末时期赵尔丰平西康，收西藏的事迹，却很少有人知道，鲜有提及，对左宗棠是“因功不言过”，对赵尔丰是“因过不言功”。摘抄民国时期的名人章士钊和李思纯两个人对他的评价：

章士钊：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

李思纯：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关也。

赵尔丰入藏时已是65岁高龄的花甲老人，当时有人记录下他和钟颖在察木多（今昌都）会师时的形象：“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这样一位忠君爱国文武双全的人，怎么会被历史所遗忘呢？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遭遇到了历史和现实的不公，不由得让我们感叹和唏嘘，为古人打抱不平。

一、早年科举不第

赵尔丰祖上为汉人，清初之时在辽阳入满洲八旗，为汉军正蓝旗人，到赵尔丰一辈，父亲是进士，他兄弟四人，二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进士，兄弟四人中，老二赵尔巽最为有名，赵尔丰便是晚清名人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为清末时期的东三省总督，民国时的奉天都督，后来被大总统袁世凯聘为国史馆馆长，出任《清史稿》总裁。在段祺瑞执政府时期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赵氏一门，唯独赵尔丰屡次科举未中，无奈之下，只好捐官入仕，到广东担任管理盐务的小官，赵尔丰成为被八股科举取士埋没的英才之一。

1888年，在广东磨炼十几年已到不惑之年的赵尔丰调任山西永济县令，在任上赵尔丰处理地方事务老辣熟练，井然有序，表现出来的才华和能力得到时任山西巡抚锡良的赏识。锡良甚至在进京面君之时为国举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大力推荐赵尔丰，此后，赵尔丰进入清帝国最高层的视野，赵尔丰以后一直跟随锡良，到各地任职。

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依然跟随，先后任永宁道（今四川宜宾一带）、建昌道（今四川雅安一带）。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此后，赵尔丰开始处理川边藏区相关事务。

二、清末的西南局势

晚清时期，英国控制了印度、缅甸以及尼泊尔等地，英属印度的范围涵盖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广大区域，英国的势力也逐步渗入西藏地区。

1888年英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1903年底，英军上校荣赫鹏发动第二次入侵西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著名的江孜保卫战，1904年，英军攻入拉萨。十三世大喇嘛土登嘉措逃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想寻求俄国的援助，被清朝拦回，土登嘉措擅自出走蒙古引起清王朝不满，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建议下清王朝剥夺了大喇嘛的称号，此举也引起了藏区民众不满。

英国人荣赫鹏占领西藏拉萨后，与西藏摄政的王公大臣和宗教领袖签订了《拉萨条约》，清廷拒不承认。1906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时才承认该条约，并将此条约作为附约。《拉萨条约》规定英国虽然承认西藏是清朝领土，英国永不占并，不干涉，英国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要求清朝在没征得英国同意前，不能向他国让卖、租典西藏土地。西藏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能让与他国。这实际上使西藏成为了英国的独家势力范围。

之后，由于英国的挑唆和引诱，再加上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土登嘉措的立场开始发生了转变，致使原本反英的许多西藏高层统治者逐渐转变而成为亲英势力，之后几十年很多上层有了希望依靠英国势力达到谋求独立的目的。英国对我国西藏领土的觊觎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得到英国支持的藏地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

三、改土归流，平定川边

为因应西藏地区和西南形势的发展，自此，清朝加快了在川、藏、滇三地交界的巴塘地区的屯垦和改土归流，确保西藏一旦有事，可以就近出兵驰援。改土归流，始自明朝，清朝雍正皇帝时期就加快了改土归流的进度，古代中国为管理和控制边疆地区，往往委任当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内部事务，朝廷不插手管理，后期在实践中规模大的部分土司不服从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辖制，形同一个个的独立王国。改土归流就是将当地世袭的土司制度改为朝廷任命的可以流动的官员来管理，也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这势必会损害土司的利益，受到土司的强烈阻挠。由于新任的驻藏大臣凤全立功心切，急于求成，在巴塘地区改土归流中，与巴塘地区当地土司和丁林寺喇嘛势力发生冲突，于1905年5月引发巴塘事变。

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杀死两名法国传教士，伏击围歼了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事发后，时任建昌道的赵尔丰奉命与四川提督马维骐会同剿办。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桑披寺易守难攻，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不破，在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切断水源，该寺才被攻破。赵尔丰杀伐果断，在攻取桑披寺，绞杀了随叛的男子，血洗七沟村，立威巴塘，之后，赵尔丰的名字响彻康巴地区，赵尔丰三字可治小儿夜哭。

1906年7月，清朝开始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建制，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其目的仍然是监控、驰援西藏。

赵尔丰充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后，继续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赵尔丰采取打击土司，施恩百姓的做法来推行改土归流。由于"改土归流"削弱和剥夺了土司的权利，遭到大土司的武力反抗。改土归流前，康区（藏区分三大区域：卫藏、康巴、安多，康巴简称康区）的土司有138家，最大的四家是巴塘、明正、理塘和德格土司。赵尔丰武力废除了四大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并且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员。对阻挠的土司采取严厉的打压，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镇压。其余土司闻风丧胆，只能实行改土归流。大喇嘛派往康区的官员被驱逐，自此康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

任上，赵尔丰上奏清廷，主张川边与西藏划清界限，设置官署，常驻军队，请求将油捐与糖捐两项税收作为政府将来的常项收入，在西康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等等。之后，赵尔丰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对西康的控制。赵尔丰对改土归流的地区，移内地百姓实边，加大开垦力度，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提倡汉藏、藏藏平等。赵尔丰虽然崇尚使用武力，但颇为关心百姓的生计。减免劳役、赋税（如后来的“乌拉”改革，“乌拉”就是农奴为官府或主人所服的劳役）。“乌拉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沉重的负担，1909年2月，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倘有违章苛敛百姓，勒令蛮民支差，不给脚价、口食，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决不宽贷。

赵尔丰在川边还推动了一系列的地方政治经济改革，包括练兵、屯垦、开矿、修路、通商、盐业、办学等诸多方面。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司对农奴的压迫，繁荣了川边的经济。赵尔丰提出了在川滇藏边区组建西康省的完整方案，并且开始贯彻实施，二十年后这个构想成功得到了实现——1925年西康建省，至1955年撤省，存续了三十年之久。在民国时期，西康省作为抗英的前哨与抗日大后方，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进军西藏

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1908年2月，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并兼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作为清政府任命的驻藏大臣自然要入藏主政，但是却遭到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武力阻止。因为此时大喇嘛土登嘉措已经回到拉萨，上层的立场从反英派变成了亲英派，开始谋划独立，另外则是赵尔丰在康区铁血推行的改土归流使得藏区的上层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利，担心赵尔丰一旦入藏必定采取在康区一样的治藏政策。

1909年，赵尔丰击败进攻巴塘的藏军，攻入西藏。赵尔丰率领旧军五个巡防营，同时入藏的还有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的爱新觉罗·钟颖，率领新军号称一协（旅），实为一标（团）共同入藏。

1910年，赵尔丰与钟颖军会师于查木多，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林芝地区）一线，后又进入波密地区。这次行军，流传有很多传说。有史料记载道，“大军直入恩达，获噶厦政府噶伦登珠及随从四十余人”，当时赵尔丰在昌都，听说登珠将要到了，陈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马不下，神色自如”。赵尔丰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把自己当做囚徒。赵尔丰开玩笑地问他：“你为什么被捉住了啊？”登珠说：“两军对战，理应先约战期，鸣鼓对垒，以力相较，如此行动，未足为武也。”赵尔丰听到此言，于是约好再战。但再次作战时，藏军皆溃散。登珠想要逃跑，但刚一上马，就被活捉了。之后赵尔丰又收复了三崖（今贡觉、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1910年2月12日，赵尔丰率军准备进入拉萨。25日大喇嘛土登嘉措逃往英属印度。赵尔丰上书清廷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境，并建议朝廷在藏区全面推行革教易俗政策。此时清廷担心其举措过激，害怕引发更大骚乱，故而没有同意。清军推进到尼泊尔、不丹、锡金边界，并且在边界打败了英国雇佣军廓尔喀兵团，警告英国不要图谋西藏。

1910年，在回师途中，赵尔丰对沿线的波密等大小土司，恩威并施、刚柔兼济，促使该地改土归流建立郡县。这一系列操作使得整个昌都地区从噶厦政权手中剥离出来、并入川边，给未来西康建省打下了基础。此时的川边特别区域横跨金沙江两岸、联通川藏二地，成为了日后中央政府遏制噶厦、经略高原、进军西藏的桥头堡。

赵尔丰在川康边地近七年，阻止英人渗透，挫败藏区独立叛乱，保护、拓展边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为后来的西康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功与国家的人，“左宗棠之后的第二人”怎么会被后来的史家所遗忘呢？

五、保路运动

1911年4月，赵尔丰之兄赵尔巽由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8月赵尔丰到任。此时的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引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对于川人提出的废除清廷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约、收回路权、惩治盛宣怀等主张，赵尔丰一开始是赞成的。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8月5日，刚一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就不顾鞍马劳顿，出席了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表示自己“但视权力之所能为，必无不为；职务所当尽，必无不尽”。

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朝廷压力之下，赵尔丰改变了对四川绅民示好的态度。9月7日，赵尔丰“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等磋商”，邀请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9人到总督署看邮传部电报，随即将其拘捕。获悉消息后，成都商民纷纷涌向总督衙门，呼吁释放蒲殿俊、罗纶等。赵尔丰令总督府营务处总办田征葵开枪，立毙数十人，制造“成都血案”。清廷获悉后曾于9月9日下旨嘉奖其“办理尚属迅速”。

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风而起，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镇压保路运动民众，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武汉辛亥革命爆发。

10月9日，面对汹汹舆论和民众责难，清廷令身在资州的端方对“成都血案”进行调查。10天后，端方上奏调查结果，建议对执行开枪的田征葵“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将蒲殿俊、罗纶等“即予释放”，对赵尔丰酌议处分。因此，赵尔丰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六、命丧成都

11月15日，蒲殿俊、罗纶等人被释放。由于此时全国多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四川乡绅的劝说下，11月27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将政权移交蒲殿俊为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准许士兵休假十天。12月8日，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举行大阅兵，军士发生哗变，对空开枪，冲出校场，四处抢劫。失去管束的变兵、把守藩库的士兵，包括成都的两千多名警察，将银行、钱庄、藩库、当铺、盐库等抢劫一空，损失超过千万两。史称“成都兵变”，此事件宣告成立仅12天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垮台。

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出成都城，独自借来百余名新军士兵平息了兵变，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新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在军队哗变时，应四川当地绅商的请求，赵尔丰曾以总督的名义张帖布告以安定军心，因此，事后尹昌衡怀疑兵变乃是赵尔丰指使。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率领亲兵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下令在成都皇城"明远楼"将赵尔丰当场砍头，赵尔丰死前，骂不绝口，一代牛人赵尔丰就此命丧成都。

1914年3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延聘赵尔丰之兄赵尔巽为国史馆馆长，清史总裁，负责编纂清史。此时，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大总统袁世凯言：赵尔丰并未反对民国，在武昌起义后主动将四川政权交士绅自治，赞成民国，却无端因乱被杀，“请予昭雪”。

1914年3月24日，大总统袁世凯颁发命令，要国务院为赵尔丰从优议恤并宣付史馆立传。4月7日，经代国务总理孙宝琦呈请，照1913年去世的广西都督沈秉堃之例，对赵尔丰家属进行抚恤，“给予一次恤金七百圆，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圆，由财政部发给，照章给予三年”。同时指示待赵尔丰灵柩抵京时，由陆军部派代表前往致祭。

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过难宽宥。但是，我们也不应抹杀他治理川康的政绩。《辛壬春秋》作者尚秉和就称赞说，“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功若此者”。《艽野尘梦》的作者陈渠珍更是将赵尔丰治边的功绩，与一代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功并列。和左宗棠勠力治边、收复新疆一样，赵尔丰也在川边掀起该地区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变革。其最终遭遇，却与享有盛名的左宗棠有天壤之别。

陈渠珍因此感慨：“其开边与左宗棠同功，而食报与左宗棠异趣，人之有幸与不幸，何其悬若斯耶？”毕竟，在川藏地区改土归流，相当于犁庭扫穴，更多凭的是军事实力和霹雳手段；而处置四川保路运动，如同戴着镣铐跳舞，需要充足的政治智慧。显然，对后者，赵尔丰没有处置成功。

七、后世评价

时人对赵尔丰的评价：

锡良：“忠勤纯正，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赵尔巽：“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锺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章士钊：“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尚秉和：“尔丰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驰驱劳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余万，部拨经费尚余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域皆定。尔丰之治康，以傅嵩谋。狎其人，并知其山川扼要形胜。”“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着功若此者。”

贺觉非：“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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