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主要活动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了解法家的思想和发展，我们只能从法家的代表人物思想中去了解。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因篇幅限制，下次有机会再讲。而以下几位可以说是韩非子思想主要来源。了解他们思想也就基本了解了影响中国三千年的诸子百家中的一支重要学派——法家。

申不害的形名参同术

法家学派（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申不害是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史记》中有简略记载。申不害原是郑国小吏，后来向韩昭侯自荐学识，谋求职位。韩昭侯认可他的才能，将他提拔为宰相。申不害辅佐韩国国政十五年大幅提高了韩国国力。

申不害的著作都没留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书籍引用的佚文来了解他的观点。

申不害思想的出发点是否定依赖君主个人贤能的统治方法。君主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君主也未必优秀异常。出现具备杰出能力君主的概率是极低的。

申不害提出了两个取代的办法：

第一，依据实定法（成文法）客观统治；

第二，使用形名参同术督责臣下。

后者因被韩非子吸收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申不害提议，君主对臣子委派工作时，要将臣子施政想法（名）与之后的实际业绩（形）考核。臣子要事先提出详细的计划书，包括需要的人员、费用、时间、职务分工、预期成果等，并承诺一定按照计划书圆满完成工作。

这是君主和臣下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用文字（名）记录下来留作证据。申不害所说的“名”是指这种文字记录（文书）。到了约定期限，君主用最初的契约来对臣子的实际业绩考核（参同），检查臣子的工作情况，给予赏罚。君主用这种做法任用官员，可以不浪费稀有的贤能之士，也能控制大多数官员，实现自动化统治。

这就是申不害发明的形名参同术。在以实

定法的规定为客观标准的基础上，君主和臣下用文书签订工作合同，这种做法是官僚制度的主干。申不害早在战国前期便发明了形名参同术，他的功绩构筑了中国式官僚制度的基础。

慎到的法家思想

慎到稍晚于申不害，活跃于战国中期。他原是赵国人，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搬到齐国首都临淄，成为稷下学士之一，在稷门之下获赏高门大屋，受到上大夫待遇。

慎到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不信任君主的个人才能。君主的主观判断缺少稳定性，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而且无法保证君主的才能一定比所有臣子优秀。即使君主具备超凡的能力，但若只有一个人统治，最后也会精疲力竭。

慎到提出，依赖君主个人能力的统治是不可行的，需要其他办法。

第一，把工作交给百姓和官吏。如果减少政府对老百姓的规制和介入，让老百姓自力更生、自我经营，效率便会提高。用分工制度让臣子承担事务，君主便可不用劳心费力实行统治。

第二，维持使自动化统治成为可能的“势”。“势”是一种“得助于众”（《慎子·威德》）的必治态势，百姓和官吏积极承担各自的职责，弥补君主能力的不足。只要维持君主的权力地位、官僚制度、法律等人为制造的态势，就能自动运作辅助君主，国家必定迎来治世。

第三，依法治国。建立在君主心血来潮之上的统治会带来赏罚不公，招致百姓的怨恨。与此相对，基于法律的裁决具有公正的客观性，谁都不会抱怨不平。慎到主张法治，即便是恶法，也比君主凭心情的统治强得多。

以往对慎到的评价都仅仅指出“势”的思想，这是有失偏颇的。若抛开时代限制，我们便会发现慎到思想中存在着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普遍性要素和民本思想。

商鞅打造的军国体制

申不害和慎到这类法家思想家的立场是将法的本质视为客观标准，但还有一类法家思想家的立场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法的本质是为了实现国家和君主意图的诱导性技术，这种思想被称为法术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商鞅。

商鞅是战国中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所以也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在秦受封于商地，又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展开了“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变法的要点在于把军功大小、官爵等级、社会地位三者严格对应起来，按照斩杀敌军的人头数赐予爵位，按照爵位等级提高社会地位。

商鞅变法令还包括许多改革内容：

商鞅变法只留下与富国强兵直接相关的粮食生产和战斗的合理性，摒弃一切古老社会体制孕育出的多样且模糊的传统价值，试图打造全新的军国体制。在他的变法里，用农业和战斗以外的方式绝无出头之日。他的变法是激进的，虽遇到很多反对，仍强行将国家改造计划付诸实践。使秦国百姓不能在农业和战斗之外找到任何价值，使秦国改头换面，变成一架战时体制成为常态的巨大战争机器。公元前352年，商鞅亲自开启了这架战争机器，一举攻下魏国安邑，向天下展示了它的威力。接着他将改革推至第二阶段，在咸阳建设新国都，整顿耕地划分，更新税制。秦国国力进一步充实，强大的秦军成为天下诸侯恐惧的对象。

然而，随着信任他的秦孝公去世，他的命运急转直下。公元前338年他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虽死，但商君之法不废。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再次一统天下。毫无疑问，商鞅正是那个构筑了秦帝国基础的人。

《管子》的追求实利

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管子》不能被忽视，尽管它不能明确地算作法家典籍。传说《管子》是齐国管仲的著作。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子》据说是管仲的著作，但不能全盘相信。《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归在道家，而《隋书·经籍志》把它归在法家，《管子》是否是一个人的著作，难以确认。因为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内容，而且记述也不一致，一大半发生在比春秋更晚的战国，甚至有些部分让人怀疑是西汉初年才出现的。

《管子》内容多种多样，但整体来看还是存在管子学派的鲜明个性。最大的特色在于唯物和现实态度，避免观念性的空虚理论，重视物质性。如果脱开物质的仁义道德说教，对于为生活发愁、饥寒交迫的百姓只会当作耳旁风。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比起空口说教，他们更想要可以活过今天的食物和衣服，这才是切实的愿望。对于统治者而言，首先要做的是用看得见的方式让人民生活安定，如开发国土、振兴产业、增产物资、蓄积财富等，而不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是《管子》的立场，这种思想在各个领域都可以见到。例如《管子》说兵法，比起提高士气这种精神层面的措施，它明显更倾向于优先准备物质条件，如蓄积军费及军需物资、提高兵器性能、整备工兵部队等。这也反映了管仲重视经济的思想。

中国人喜欢贴合实际的想法，重视实际效果，而做为追求实学和实利的《管子》，可以说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中国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