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年，在今河南卫辉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统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便是其中之一。后经西晋时期文学家荀勖等人校订，并以当时文字写成，最终成书6卷。《穆天子传》又称《周穆王游行记》，主要记载了周穆王在位时期的巡游经历，是我国现今所见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次旅行记录。西周时期周天子治下及西北地区各部族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也是该书的特色，这是一部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的文学作品，堪称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

虚实结合的“游记”

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穆天子传》“夸言寡实”，将其归入“小说”一类。这实际上点出了本书的最大特色，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将历史与神话想象亦真亦幻地融合在一起，对周穆王的巡游事迹予以描写。

周穆王姬满在位时间长达55年，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除《穆天子传》外，其巡游事迹在其他早期的传世文献中亦有记载，如《左传》中提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意图留下他周游列国的车辙与马蹄的印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写道：“（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感知周穆王是一位喜欢游猎的君主，《穆天子传》中的巡游记载有较高的可信度。传中提到的河伯氏族、西王母国也都存在于历史记录之中，这便是《穆天子传》中的“实”，真实的历史人物与相对可信的史实共同构成了本书的核心。

神话传说是基于远古时期人们的想象与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的结合，更像是一种“神化”的现实生活，代表了人们对世间美好与未来的期许。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昆仑山不是具象的山，而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神山。《山海经》中，昆仑山被视为天帝在人间的都城，是“百神之所在”。我们所熟知的神话人物如伏羲、女娲等，均与昆仑山有着紧密的关系。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曾以盛大的礼仪祭祀黄河的水神河伯，河伯随后代表天帝赋予周穆王管理国家的使命，而后又向他指明了通往昆仑山的道路：“诏女（汝）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在遵循河伯的指引并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周穆王到达了昆仑山，他见到了黄帝的宫殿，拜访了雷神“丰隆”的墓葬。

在《穆天子传》的叙事中，作为现实存在的周穆王不仅见到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到达了具体的地方，还与传说中的人物交谈、互动。神话褪去了一丝神性，更多地具有了人的特质，这使得神话走进了现实，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产生了深度交融。

“前丝绸之路”时代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一座桥梁。但在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交流。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学界认为在丝绸之路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主要以彩陶及玉石为主，西北地区则承担着经济与文化走廊的角色。周穆王是否真的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到达今新疆等地，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可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与西北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

周穆王自成周（今河南洛阳）出发，向北渡过黄河，到达太行山后，又向西进发，随后在河宗氏族的引导下前往昆仑山。在整个西行过程中，周穆王及其队伍经过了诸多氏族部落，《穆天子传》对这些部族的位置、风俗都有一定的描述。地方上的氏族对周穆王一行表现出积极的欢迎态度，纷纷进献当地的特产，如昆仑山附近的赤乌人进献了酒千斛、食马九百、牛羊三千等物品。出于礼节，周穆王回赠给赤乌人黄金、贝带、珠玉等。作为天子的周穆王肯定不会贸然前往一个陌生的地区，因此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贸易通道。另外，从交换的物品来看，赤乌人的物品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性，而周穆王回赠的物品则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特征，这些经贸活动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在文化上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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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往往作为天界女神的形象出现，历史上的“西王母”应为西域地区一个强大部族。周穆王西行的目的地是“西王母之邦”，也从侧面反映出西王母部族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西王母部族大概在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区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即古代西域的境内，这里的居民可能是羌人，也可能是斯基泰人。对于西王母，周穆王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宾礼是西周五礼之一，是天子接见诸侯的礼节，据《周礼》所记：“以宾礼，亲邦国”，此处不难看出周穆王对西王母部族的尊重。据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载：“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由此可见，“前丝绸之路”不单单是经贸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它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距离，更促进了二者在文化上的交融，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德治之萌芽

在周人看来，殷商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统治者的“无德”引起了周边部族的反抗。周自建立之始，便十分注重对“德”的追求，并逐渐演化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思想。周人认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天命”，“天命”的归属则取决于君主是否具有德行。因此，周人十分重视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对“德”的追求。从《穆天子传》中，我们便可看出周人追求的“德治”思想。

其一，遵守礼仪规范。“德”作为一种抽象的理念，往往需要现实中“礼”的配合。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能够保证“德”的践行，周公制礼作乐意图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穆天子传》中所体现的礼仪十分周全，如在到达许国并接见许男（“男”是爵位的一种）时，明确提出“去兹羔，用玉帛见”，认为许男的行为不符礼仪的规定，最终许男折返并带上了束帛和玉璧，这才得到了周穆王的接见。在巡游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宴请各部族首领，还是在同西王母宴饮时，周穆王也都严格遵循相关礼仪规范，使用包括“觞”“飨”“饮”等不同的饮酒礼仪。当所有的礼仪得到严格遵守时，“德”的贯彻变得水到渠成。

其二，关注人民的疾苦。民心的向背往往是衡量君主德行的重要指标，也代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周穆王巡游至中原地区时，“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在目睹了百姓因天灾而受苦时，周穆王十分伤感，悲哀地唱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对自己沉迷于游乐，不能及时匡扶百姓予以深刻反思。在周穆王看来，百姓之所以遭难，与自己和官员的失职乃至失德是有直接关系的，这蕴含着早期的“民本”思想。

其三，“和为贵”的理念。国家间的和平、人民间的和谐历来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理念，“和”也是“德”的目标。在一次巡游之中，毕（国）人通报戎人来侵，于是周穆王派遣孟念前往帮助毕国，这是《穆天子传》中仅有的一次战争记载，而且这次战争还是被动地抗击戎人的“入侵”。《穆天子传》通篇充斥着追求和平的思想，无论是在面对西域各国时的友好往来，还是对战争的极力排斥上，无一不显示出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中“和为贵”的思想。

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历来离不开文化典籍的传承，丰富的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正如《穆天子传》，虽是一部虚实结合的游记，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内涵。（完）（原标题：《穆天子传》：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