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历史其实都是相互记载的，只是这种相互记载是从各自的角度去看待对方的。很多时候对别人历史的记载是局限于和自己有关的那一部分。有时自己没记载的事也可能被和自己打交道的对方给记下来，所以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的史书中发现本国没记载过的历史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欧洲日耳曼人的早期历史其实主要是由罗马人记载的，而要研究亚洲国家的早期历史很多时候都离不开中国的史料。

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字都是在借鉴中国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形成文字的历史相对较晚，所以这些国家的早期历史其实是由中国人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管子·揆度》记载了当时齐国进口的天下最好的七种商品，而其中之一就是“朝鲜之文皮”。所谓“文皮”是指有花纹的虎豹皮，这说明当时朝鲜的虎豹皮就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之一。

汉初成书的《尔雅·释地》也提到了斥山有来自朝鲜一带的“文皮”。这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与朝鲜半岛就已通过海洋进行经贸联系。春秋时期齐国主动与海外的朝鲜诸国做生意，从而开辟了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比汉武帝时期开辟的通西域的“丝绸之路”至少早500多年。在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也曾记载：齐国“越海而东，通于九夷”。

这里的“九夷”不仅是指朝鲜半岛，可能还包括日本列岛。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中国人其实对这些地区也并不足够了解，所以相关的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或流于神话传说的形式。直接与中国接壤的朝鲜半岛的记载要相对更多一些：朝鲜半岛上出现的第一个有明确文字史料可考的政权是箕子朝鲜。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武王伐纣后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

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大体位于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一带，和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统治的区域大致相当。在今天韩国所统治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在当时曾有一个箕子朝鲜并存的辰国。辰国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为国家，事实上称其为部落联盟更合适。中国的史书《三国志》有记载：“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故或名之秦韩”。

朝鲜半岛现存的最古老的官方正史《三国史记》编撰于公元1145年（这时的中国处于元朝统治之下）。《三国史记》主要写的是隋唐及以前半岛上新罗、百济、高句丽互掐以及和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作者金富轼等人是从什么渠道得知五百多年前的史事呢？据说参考了现已失传的《旧三国史记》和《花郎世记》，但也直接引用过中国的《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

海洋的阻隔使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要比对朝鲜半岛的了解更为有限，所以中国关于日本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大多是类似于徐福东渡这样的传说故事。周朝文献《海内北经》曾记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曾有现代学者根据《东山经》复原古代中原先民向东海岛屿迁徙的路线图：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

《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则记载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条记载说的是日本列岛上一个名为倭奴国的政权曾遣使朝贡东汉王朝，汉光武帝刘秀则将金印绶带赐予其使者。这件事的真伪曾一度为人质疑，直到公元1784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两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了一枚金印。

这枚金印经鉴定证明是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赐予倭奴国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238年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明帝曹睿。曹魏政权赐予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以及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讃、珍、济、兴、武五代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中国古籍对日本历史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文献《海内北经》中的“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直到中国唐代时期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发明了片假名，后来日本人又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部首发明了平假名，由此形成了日文的书写系统，从此日本历史由混沌的蒙昧状态进入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而在此之前的汉倭奴王、邪马台国、倭五王等事迹均见于中国古籍的记载。

吴哥窟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为著名的古迹，然而这处被埋没在密林深处的古迹是怎么被人发现的呢？话说1861年1月柬埔寨西北部距离暹粒城以北5.5公里的热带雨林中一个名叫亨利·穆奥的法国人已行走了整整5天。穆奥本来是想来柬埔寨采集蝴蝶标本的，然而在这里他却偶然读到了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翻译的法文版《真腊风土记》，于是他决定在继续收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寻找东南亚失落的史前文明。

终于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里五座辉煌的尖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吴哥窟就此呈现在世人眼前。开启亨利·穆奥探险之旅的《真腊风土记》是中国元代学者周达观所著：元成宗年间周达观作为使团成员出使真腊国（柬埔寨）。周达观在真腊国都吴哥滞留的一年多时间里亲眼见识了世界上最早的高棉式建筑吴哥窟。归国后的周达观把自己在真腊国所见的风土人情写成了八千五百字篇幅的《真腊风土记》。

这对周达观而言也许只不过是一篇随手的笔记，但如今这篇游记已成为研究柬埔寨历史的重要史料。15世纪真腊王国在暹罗人（泰国人）的打击下放弃了吴哥城，迁都到了如今的柬埔寨首都金边。从此辉煌一时的吴哥文化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甚至一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不存在的传说”。正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为如今研究柬埔寨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最早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古籍中同样对柬埔寨的邻国泰国有着大量记载：从金邻国、堕罗钵底国、盘盘国、赤土国、兰那泰王国到被称为“暹”的素可泰王朝、被称为“罗斛”或“暹罗斛”的阿瑜陀耶王朝以及郑信建立的吞武里王朝和之后的曼谷王朝都在中国古籍中留下了宝贵的记载。共有三百三十六卷的《明史》中第二百一十卷就是专门记载泰国历史的《暹罗传》：这一章节记录了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立国以来的历史变迁以及与中国明朝的关系。

中国的史籍中不仅记载了东亚、东南亚藩属国的历史，甚至位于中华汉字文化圈和宗藩朝贡圈之外的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历史也能在中国史籍中找到。位于南亚的印度尽管也是一个文明古国，然而历史上雅利安人、马其顿人、阿拉伯人、突厥-蒙古人、英国人先后征服过印度次大陆。长期以来印度人对记录自己的历史并不重视。尽管印度有很多文明古迹，然而时过境迁之后没人知道这些古迹都是什么东西。

如今印度人探索自己的古代史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赖中国的法显、玄奘等求法高僧留下的记录。古印度历史上著名的迦毗罗卫国位于何处就曾是一大历史谜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印度考古工作者以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为线索才在比普拉瓦找到了“迦毗罗卫国”的遗址。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古国的地理位置、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文明的风姿等问题也同样是因为《大唐西域记》才得以弄清的。

在中国古籍里同样对中东、非洲、欧洲等地的历史有所记载：张骞打通丝绸之路以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开始增加。汉朝和罗马的史籍中都曾记录过对方。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则记载了很多关于当时阿拉伯世界以及北非和红海沿岸等国的民俗、文化、地理与历史情况。等到元代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来华后写成的游记又对研究中国历史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