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继续钻研诸子学派，撰成文稿，并获知于梁启超。1930年任大夏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又兼任高等师范科国文系主任。 193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广西迁至上海，王蘧常任教务长。抗日战争期间，王蘧常在之江文理学院历史系和交通大学中文科执教，在国破家亡的危难局势中，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将接收交通大学。王蘧常与同事5人，毅然辞职离校，坚决不为汪伪执教，时称“反伪六教授”。当时的伪中央大学校长原是王蘧常的一位长辈，三次来电邀他去南京任文学院长，被他以一诗拒绝。王蘧常在日伪统治时期，洁身自爱，自甘贫困，曾全家吃菜粥度除夕，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人们的钦敬。其夫人沈静儒，也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坚决支持他的爱国行动。此间，以任私人教师，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时有诗文，或愤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或怀念在日寇铁蹄下的故乡浙江嘉兴的父老乡亲。他在《书李怀琳草书绝交书后》中的结句写道：“时海氛惨厉，生气都尽矣。”又在《哭故乡嘉兴沦陷》诗中，悲愤地吟道：“六州铸错事全非，又报家乡劫火飞。如鹊绕枝何处宿?似儿失乳向畴依?梦中灯火人无恙，泪底松楸望总违。二十四时肠百转，几回岁月几沾衣。”抗日战争胜利之年，当他获悉交通大学学生杨大雄烈士事迹后，激于义愤，用《郑文公碑》书体，书写了《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悲壮之情贯注全篇。其抗战诗文，编为《抗兵集》，诗如《八百孤军》、《闻平型关捷报歌》、《大刀勇士》、《胡烈士歌》，文如《论倭不足畏》、《胡阿毛烈士传》，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抒发了民族正气。抗战胜利后，王蘧常在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开始，在无锡中国文学院任副院长。1951年起，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后调哲学系为教授，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