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市民文化发展，导致社会市民开始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进而促使宋代女性思想觉醒。

然而在社会主流思想中，宋元时期官方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

认为子女听命于父母，当时社会女子受礼教约束，“七出”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多言”乃“七出”之一，因此女子发声多会被当时社会所不容。

宋元话本小说记录世俗社会、描绘市井生活，反映社会文化思想。因此，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遵循男性意识，被动妥协的形象特征。女性发声、听声往往被社会批判，在宋元话本小说中有所体现。

如在《陈可常端阳仙化》中，写女奴新荷常在郡王面，咏唱陈可常所作“菩萨蛮”词，因歌词中含有“赏新荷”词，直接导致陈可常被诬陷。

《佛说兴起行经》中记有《佛被婆罗门女旃沙舞杅谤佛缘》故事。此佛经故事写多舌女子善多转生为婆罗门女旃沙，将一木杅放于腹中，并至佛前诽谤自己怀有佛陀孩子，恳求佛陀供养。

佛经中将诽谤佛陀的女子称为“多舌”，以此批判女子“多言”日本学者越野美纪认为该佛教本身故事乃《陈可常端阳仙化》故事的原型。

可见佛教中多舌女子谤佛的故事，与宋代世俗法礼相合，因此为话本小说所改编。

而在《刎颈鸳鸯会》中，写受到情欲诱惑的女子蒋淑珍，因听到稍人嘲歌声，产生勾引朱秉中的动机。

女性听闻潮歌声为社会主流礼法所不容，因此小说中将潮歌声作为引导女性放荡“情欲”的工具。

由此可见，在社会礼法制约下，女性声音的收发是不能为女性自由掌控的，然而，宋代以后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仍然在很多话本小说的声景书写中有所隐现，小说通过女性大胆自由发声，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抗争精神。

如《快嘴李翠莲记》中“诸般好了，只是口快”的李翠莲，被当时世俗礼教所不容，即使其“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理家，无所不通”，却因为“只是口嘴快些，凡向人前，说成篇，道成溜，问一答十，问十道百”不为夫家所容，不为娘家所容，更不为世俗社会所容，于是最后毅然决定“夫家娘家养不得，剃了头发做师姑”干脆剃度出家，以对抗世俗法礼。

又如《金缓记》中，计押番的女儿庆奴两次离婚,第一次婚姻，庆奴和入赘的丈夫周三感情甚好，却因丈人不喜欢，“便安排圈套，捉那周三些个事，闹将起来，和他打官司。邻舍劝不住，夺了休......庆奴不敢则声，肚里自烦恼。”

首次面对婚姻破坏，庆奴不敢作声，而半年后，面对父母作主的婚姻，庆奴终日吵闹以反抗。

在社会礼法约束下，女性无法自主选择婚姻，两段婚姻的结局虽然都因为父母操纵导致失败，但从声景角度看，庆奴从沉默到吵闹，从无声到有声，体现出封建女性从妥协到抗争的精神变化。

敢于发声，标志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

不光在宋元话本小说，在宋代文言小说中也有利用声景体现女性情欲觉醒的例子，练师中的女儿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绣楼中，突然对着楼外古桐树发笑语，家人误以为是鬼魅作祟，让人砍掉古桐后，女儿便哀嚎痛哭，连呼“桐郎”。

整则故事中，以女性对桐树笑语声为始，当桐树被伐后，女性接连发出哭声以及“桐郎”的呼声，本身“桐郎”与“同郎”同音。

可隐喻青年女性对异性浪漫呼唤。三种声景串联在小说中，体现出青年女性情欲的觉醒。

此外，从小说中女性发声的地点，也可看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自主抗争精神。

如小说《碾玉观音》中所记崔宁与秀秀私奔被捉，郡王欲斩二人，郡王夫人情急之下，迫于无奈屏风后发声。

屏风不仅能够区隔空间，也能表现出在古代社会地位中的性别差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伦理礼仪规范。

这里郡王夫人的发声体现了女性一定的自我意识，然而即使情急却也只能躲在屏风背后发声，又表现出当时礼法对女性的约束。

在小说《种瓜张老》中也写到女性发声与屏风的关系，韦义方因偷窥张古老审案，泄露天机，官吏欲治其之罪时，文女从屏风后出来发声求情。

此则故事中，文女不同于郡王夫人躲在屏风后发声，而是从屏风背后转出来发声。

发声地点一个在屏风前，一个躲于屏风后，通过对比，可以体现出文女相比于郡王夫人，更敢于突破封建法礼束缚，自主意识也更加强烈。

女性意识是异于男性思维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特殊反映。

针对女性发声，虽然也被当时社会所批判，但透过话本小说中部分女性形象的发声书写，则能体现出女性自由反抗意识的崛起以及在长期禁闭中的情欲觉醒。

此外，通过区别话本小说中女性发声地点，也能窥见女性自主意识的强弱。

随着宋代市民阶层崛起，愈发具有自主意识的宋代女性形象与传统封建社会礼法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显现，宋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启蒙，也为话本小说的某些声景书写所反映。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进程中，声景由简单走向复杂，从偏向文化属性逐步转向偏向文学属性。

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声景书写历史事实，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声景书写，不仅可以用以塑造人物，还可用来充当叙事功能、渲染小说空间环境、改变小说叙事节奏、转换小说叙事空间等，甚至部分声景还可以呈现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定程度上，古代小说中声景的书写，提升了小说的感染力、生动性以及趣味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针对文学研究中视听失衡现象，国内学者傅修延在其专著《听觉叙事研究》中着重介绍了声景理论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然而，该论著并非以古代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其中提及的古代小说文本尚显不足。

中国古代小说中相关声景研究尚属初起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单篇研究多聚焦于明清小说名篇。

缺乏对历代小说进行整体、历时性宏观梳理。

自唐前至明清，历代小说中有大量声景书写，研究材料足够丰富，但由于声景素材过于庞杂，历代小说中有较多重复性功能声景,从庞杂的声景书写中提炼、并总结出特色也颇为不易。

因此，本论文尚有不少缺漏，未来有必要继续加以完善。

声景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灵感，恰如梅尔巴·卡迪一基恩所言:“通过声学的而非语义学的阅读，感知的而非概念的阅读,我们发现了理解叙事意义的新方式。”

通过整理研析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些重要“声景”，探索各时代小说声景书写特征，我们可以逐渐突破以视觉为主导的叙事理论话语的垄断，对古代小说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

最后，在诗学领域，张剑老师曾提出“情境诗学”概念，将其作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一条路径，使宋代以来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中被重新赋予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声景研究或许在未来会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大量非经典小说的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