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是史官都是秉笔直书的，有什么写什么，我觉得先秦时的史料（也包括《史记》在内）可信度可以达到98%以上。后来的史官记载的史书可信度就从98%以上一直下降到现在的30%以下（我将咱的红史说到30都很给它面子了）。

到唐朝时，唐太宗想要看史官关于自己在起居注的记载，史官不从。正史上是说不从，其实无论是唐还是以后各朝的史官到底有没有受到皇帝威权的影响不得而知，留给别人猜想去吧，呵呵。

这段文字你看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的：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当时的史官书法，是以礼义违合为依据的。因此，孔子在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时，也为赵盾叹息不已，说，越境乃免。

赵盾是“古之良吏”，董狐所以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其实，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董狐直笔的史学精神，不知怎么到了今天有点走样。还记得有一幅著名的绘画《开国大典》，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总是变来变去，有时候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一会儿这个反革命的头被抹掉，一会儿那个大叛徒的身影不见了。让人徒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朱毛会师”是党史的重头戏，有那么一个时期就变成了“毛林会师”。据说朱总司令有次去参观画展，老人家眼光不灵便，在《井岗会师》的画前直谦虚：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年轻。哪知画上画的是林彪而不是他。工作人员也不好捅破这层纸，怎么支吾过去的就没人知道了。

这样的历史当然不能叫历史，充其量只能算是笑话。有时这样的笑话说得太过火，简直令人不敢再相信历史了。比如历史学家们根据一句“子见南子”，就可以把孔夫子说成是个色鬼。整个中国的古代史变成了一部儒法斗争史，秦始皇等暴君一律披上了漂亮的“法家”外衣，残酷的“焚书坑儒”成了狠抓阶级斗争的伟大成果。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历史学家抛头颅洒热血去捍卫史学的尊严，倒是有些大诗人放开喉咙，热情讴歌牛棚生活，大唱五七干校就是好。不知后人读在段历史时，会产生怎样的感想。

当我们联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推崇“唯物史观”的国度里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