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是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文献的重大发现，其内容丰富性和重要性前所未有”“清华简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心脏受不了……”

“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1000多年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对经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每次整理工作我们都会开展集体会读，大家一起读、一起看，发挥集体智慧，解决问题。比如有些字一直没解决，突然有个人提出个想法，大家受到启发，沿着新思路思考，很快就解决了——这就是集体会读的好处。”

“冷板凳坐下去不易，但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事关文化传承，需要更多优秀学者潜心从事，这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所系。”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魏梦佳

初夏，清华园里绿意盎然，充满青春的气息。

蒙民伟人文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简称出土文献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席专家黄德宽教授，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套深蓝色的线装六开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一枚枚细长竹简和形态多样的古文字跃然纸上。

10多年来，出土文献中心的研究人员，专注战国竹简“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在浩瀚古文中艰辛跋涉，求索破解上古中国的文明密码，搭建起博古通今的桥梁。失传2000多年的古文献通过研究者的“破译”呈现于现代人面前，为了解中华文化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提供资料，也让现代人能穿越到先秦时代，一窥古人丰富、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世界。

目前简文的整理工作已近尾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黄德宽及其研究团队，为人们揭示这批战国竹简的价值精髓。

“清华简是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文献的重大发现，其内容丰富性和重要性前所未有”。黄德宽说，“我们要把清华简中的精华发掘好、阐释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这是展示五音生成规律的《五音图》，其中央绘有五角星图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惊世发现揭开文明面纱

2008年7月15日，一批远道而来的神秘“客人”，辗转来到清华园。这批“客人”是近2500枚战国竹简，后被学界称为“清华简”。

面对这批足以媲美“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的惊世发现，11位业内专家受邀对竹简鉴定。鉴定意见中写道：“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此后，清华大学成立专门研究团队，先后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及黄德宽教授的带领下开展简文整理研究。自2011年发布第一辑研究成果以来，出土文献中心每年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至今已顺利出版13辑。

随着清华简的面纱缓缓揭开，竹简的内容逐渐清晰。诸子思想、历史文化、天文历法、律法术数、医学方技……这部被李学勤先生称为“司马迁写《史记》时不曾见过”的古籍，内容“兼容并包”，让观者无不惊叹于先秦文明的丰富多元、博大精深。

“清华简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心脏受不了……”李学勤读简时的切身感受，让人们在莞尔一笑中也体会到清华简不同寻常的价值。

黄德宽介绍，我国传统文献中的经史子集，在清华简中均有发现，其中大多为经史类典籍，尤其是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书类文献。这些书类文献有一些是过去从未见记载或是被先秦文献中引用却没有流传下来的佚篇。特别是《尹诰》等佚篇让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证实了部分传世的古文《尚书》的确为“伪作”，为学术界拨清迷雾、“去伪存真”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1000多年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对经学史研究影响深远。”出土文献中心教授刘国忠说。

清华简中的许多史类文献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为人们揭开了诸多历史谜团。例如，以《系年》《楚居》《越公其事》《郑文公问太伯》等为代表的篇目推进了秦人起源、楚国诸王居所、两周之际郑国历史等先秦史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共138支竹简的长篇《系年》，记述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恢弘历史，展现诸侯国兴起称霸的历程，其中很多篇目内容可与《左传》《国语》《史记》进行对读和印证。“关于秦国人来源，学术界过去一直有争论，没有确切证据，但《系年》这篇里就将秦人祖先从东方西迁到甘肃一带的缘由和历史记录得很清楚，可解开秦人来源的千古之谜。”黄德宽说。

思想史方面，清华简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不仅包括治国理政、阴阳五行、天人关系、辩证思想等思想理论，多篇易类、诗类、礼乐类、科技类等文献，创造了多个“之最”，例如“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算表》、“最早的卦位图”《筮法》、“中国最早小说”《赤鸠之集汤之屋》、最长战国竹书《五纪》、长度最短的战国竹书《乐风》等。

其中，总字数近4500字的长篇《五纪》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天人体系，凝结着先秦时期古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者将星辰历象与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一一相配，并与之对应人事行用，涵盖礼仪祭祀、人伦德行、兵戎战事、生育繁衍等各个方面。

《算表》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十进制实用算具，比欧洲类似的数表早了近1800年，2017年经吉尼斯世界纪录核实认证为“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这一“上古计算神器”让诺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数学家丘成桐看了都啧啧称奇。

中国礼乐文明源远流长。《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是礼仪文明渊源的实证，这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音乐类文献《五音图》和《乐风》则是继曾侯乙墓编钟之后先秦音乐史上又一重大发现，被认为是目前所见的抄写时代最早的音乐文献。

2023年12月，清华简中的先秦乐谱“五星图”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学界及公众的关注和极大兴趣。记载宫、商、角、徵、羽五音原理的文献《五音图》中惊现一笔画出的五角星图案，体现了五音生成的规律。

“五角星背后蕴含的思想是‘三分损益法’，与《管子》《淮南子》等书记载的五音生成顺序相合。”出土文献中心副教授贾连翔介绍，三分损益法是古代中国制定音律时所用的生律法，是古代数学在音乐中的应用。

此外，竹简的形制、简文风格等典籍实物留存，也丰富了学界关于古代简册形制、古书流传及运用等方面的认识。例如，形制独特的竹简《乐风》仅9厘米长，是目前所见长度最短的战国竹书，堪称“袖珍型”竹书。贾连翔说，这种小巧的形式便于携带和握持，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可能类似今天的“提字本”“手卡”。

费尽巧思复原历史“拼图”

如何复原这批幸免于焚书坑儒与秦汉战火的重要历史“拼图”？2008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以及校方的全力支持下正式启动。

2009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正式成立，专门负责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李学勤担任中心主任。根据初步试读与缀合编排判断，清华简大约可分做65篇，按照团队的整理速度，计划每年出版一册整理报告，15年全部整理完成。以一年一辑的速度出版整理成果，在同类规模的出土古文献整理工作中，尚无先例。

出土文献中心的研究者们，费尽巧思，接力破译，誓要恢复古书原貌。每年一册的研究报告，一经发布立即引发海内外学术界关注，为学界提供了先秦研究的最新宝贵资料，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出土文献整理的“清华速度”。

许多年里，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研究者们坐在长长的一排书桌边，一面是爬满藤丝的斑驳老窗，一面立着堆叠无数厚重资料的大书架，用一面42英寸显示屏读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攻坚克难。

这项基础性研究的“烧脑”程度非同一般。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在评价清华简的整理质量时曾言：“能够整理到现在这个程度，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知道其中甘苦，非常不容易。”

2018年接替李学勤主持出土文献中心和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的黄德宽，对此深有感触。“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他说。

“编连”是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础，团队首先面临的就是编连困难。

清华简中有少部分简上标注有序号，比较容易准确编连，但2000多支竹简绝大多数是零散杂乱状态，无简序编号、无篇题，许多还是残章断简。为此，团队首先要把属于同一篇文献的简归类，把分散的碎片缀合编连在一起，尽量恢复简文原貌——这绝非易事，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简文大部分内容都超出了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范围，需要根据各种信息来判断，这一篇里哪支简在前，哪支简在后，排错了就是错简，错简你就读不懂。”黄德宽说，有的简太残破太碎，能看到的文字信息很少，找不到竹简间的关联，正确编连非常费劲。

第二难是“认字”之难。清华简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所写，其中有些字没有流传下来，有的字形是首次出现，即便将一些字辨识出来，其字义的理解也需要下大功夫去研究，因为这些竹简文献只有极少数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参证。因此，“考字释词”耗费巨大精力，把字词探究清楚了，做到文通字顺，才能真正了解文献记载了什么内容，进而判断其价值。

对出土文献字词的考释考验着古文字学专家们的能力和悟性。“有时一个字半年下来你就是悟不出来，有的字虽然字形结构很清楚，你大概猜到可能是什么，但是你难以证实，这就要绞尽脑汁去研究。还有的字笔迹模糊、结构不清，根本没法判断是什么字。”黄德宽说，清华简的整理过程中，“考字、释词的难度非常之大”。

想要做到“文通字顺”，需要充分认识理解古代简牍的形制、书写规律，根据难点反复琢磨材料，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开拓思路，寻找各种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料开展比对研究，最后才可能得出较为满意的结论。

多年来，研究团队探索出“有序分工、通力协作”的整理模式。例如，采取多次全员“会读”、集思广益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一些整理研究疑难问题，并在集体研讨中逐步加深对文本的认识。

“每次整理工作我们都会开展集体会读，大家一起读、一起看，发挥集体智慧，解决问题。比如有些字一直没解决，突然有个人提出个想法，大家受到启发，沿着新思路思考，很快就解决了——这就是集体会读的好处。”黄德宽说。

据介绍，整理工作一般需要三次会读，每次会读重点不同。第一次会读主要进行字词层面的考证，解决编连问题，综合意见，写出释文；第二次是重点讨论疑点问题，侧重文本内容的理解，对释文进行修改打磨；第三次是重点解决有争议的疑难问题，再整体回溯重读，加深对文本逻辑结构的理解，准确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

三次会读完成后，还需黄德宽最后对简文内容及注释逐字逐句精心打磨，对疑难问题综合不同的意见作出决断，进行定稿。文稿送至出版社后还需在核校过程中不断研究改进，直至印刷成册。

“整理工作需要综合考虑，等待脑子里的‘灵光闪现’，然后研讨其可靠性。作为源头，我们尽量努力做到整理工作少出差错。”黄德宽笑着说，“全世界同行都关注，你要是整理工作做得差，一经发布就有人来挑你的错——当然不出差错是不可能的，我们很欢迎同行们的批评和指正。”

当被问及简文中实在难以解读之处如何处理时，黄德宽也很坦然：“如孔子所言，‘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将空白留给一代代学者做下去，也有其意义。”

源远流长传承文明根脉

“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李学勤曾这样说。

对于清华简的重要性，黄德宽认为其是“先秦文献的一次重大发现”，对上古历史文明的研究意义重大。

他介绍，绝大多数传世的先秦文献都是经过汉代重新整理或是经过辗转传抄流传下来的，原本很少，先秦历史文化的许多内容因此都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清华简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战国时期的古抄本，文献内容涵盖经史子集，非常丰富，因此弥足珍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必须要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才能更好了解现代中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传世文献可为我们提供原始的一手资料，可让我们加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把握中华文明进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和思想。”黄德宽说。

在他看来，清华简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当代文化建设和治国理政的实践具有重要启迪和参考价值。例如，对历史兴衰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民为本的思想，法治和德治结合的社会治理思路，注重法律的中正公平，重视人的行为要合乎规范，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等。

出土文献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程浩说，最初读清华简，大家都惊叹于其“经典”含量之高，随着整理工作不断深入，又流连于其涵盖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不禁对中国古人充满敬佩。

“清华简的研究让我们深深感到，中华文化在很早的阶段就具有丰富多元的特点，这也正是其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程浩说，无论是已失传的典籍，还是实用性的方技、数术、医学类的文献，都显示出在先秦时期，古人在文化、艺术和对自然基本认识方面的知识水平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据悉，“清华简”整理报告总共将出版16辑，目前整理工作已进入尾声。除整理文本以外，为方便普通读者阅读，研究团队还启动编纂18卷本清华简校释，通过注释、现代汉语翻译，让简文更通俗易懂，并将于近日出版首辑4卷。团队还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的学者合作，开展清华简的英译工作，英译本系列丛书计划出版18卷，扩大清华简及中国古文献的国际影响力。

“清华简的篇目太多，许多重要价值还有待今后阐发。”刘国忠认为，清华简影响之深绝不会局限于今天，或将影响中国整个学术史。

黄德宽认为，对于清华简的传承传播与价值发掘将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一代代人接力做下去。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培养，年轻一辈已逐渐成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骨干，可堪重任。他也正带领中心教师致力于对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专业人才的培养。

从事古文字学研究不仅需要交叉学科的业务基础，还需要对学术的热诚，需要心无旁骛，坐冷板凳。长期的研究工作，黄德宽最知其中甘苦，“冷板凳坐下去不易，但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事关文化传承，需要更多优秀学者潜心从事，这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所系。”

他最大的希望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清华简，通过其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深化对中华文化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的理解，并从中得到启迪，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