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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研究】稗官职志观风俗知得失——论贾平凹《河山传》的艺术新变

【平凹研究】稗官职志观风俗知得失——论贾平凹《河山传》的艺术新变《贾平凹文选》全三十册精装版出版发行当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收获》2023年第5期)甫一发表,人们便惊讶地发现:它既不同于早期商州系列中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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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收获》2023年第5期)甫一发表,人们便惊讶地发现:它既不同于早期商州系列中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描写,也有别于《秦腔》《古炉》中以细节推动事件发展的大写意手法。世情小说?市井小说?抑或是谴责小说?笔记小说?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是。

它就是个传奇集成、传奇大观,一个大传奇中套着无数的小传奇,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蔚为壮观。一个大传奇是:一个农村小伙洗河在秦岭别墅里做保安,日久生情,与同在别墅的漂亮保姆结婚生女;后来,老板去世,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儿子继承了家业,并娶了他们的女儿,于是,保安和保姆做了岳父岳母,成了别墅名正言顺的主人。嵌套于其中的小传奇则是数不胜数:原政协主席范重九将五十万元美金藏在浴盆下的塑料袋中,被水管工祈志宝发现,每以此敲诈,洗河以“抓嫖”手段将其制服;本拟给规划局长家送礼三十万元,但楼层搞错,误送到了教育局长家中,然而歪打正着,后来文丑良因此而从农村小学调动到省城;崖底村成西娃在给人家修理门窗时,见到一张大红的邮票,以为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顺手拿了,感觉能卖个上百万元,不过,市场上一打听才值一元;全省煤炭订货会,妓女云集西安,老板罗山花了三十万元,嫖了个北京来的女歌星;市委秘书长不惜重金,用一千四百万的名画行贿北京高官,自作聪明将简历放在画中,“怕首长事多,把我忘了”,不久“大老虎”被抓,他也被逮了进去;为了贷款,银行路行长被请到了别墅,罗山陪着打麻将,钱是输了,但贷款的事也说得差不多了;公安局长顺本才被抓,银行卡里有罗山转账三十万元的记录,如何自圆其说?苦思冥想后心生一计,局长家酒多,这三十万元是买了他家的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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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趣的故事在《河山传》中比比皆是。可能是为了整体结构的考量,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省篇幅,贾平凹在小说中还直接引用作品人物文丑良《关于新一代农民工的现状思考》一文,一口气介绍了十位农民工的生活事迹。比如王五一,男,十八岁,招聘在一家广告公司,散发宣传卡片;并不是见人就发,而是把卡片插在停放的汽车雨刮器上,一个月被电动车撞伤过一次,二十天穿烂过一双鞋。又比如,刘赶山,男,二十一岁,来城里三年,先后在茶叶铺、面馆、洗脚屋、火锅店、停车场干过;身上仅剩一百元了,出去打零工,赚到五百元,又宅在出租屋打游戏吃方便面……还有,韦能、西沙良、巩涛、阎晓、门保顺、刘静宜、王家伦和李子谦等八人,他们都来自洗河的老家崖底村,在城市里苦苦挣扎,有着令人惊异的、各自不同的遭遇与经历。不过,这么多人物在《河山传》中只是一笔带过,几十个字,或者几百个字,在后面的篇幅中并没有他们的故事。

《河山传》像一道什锦拼盘,句句生动,篇篇精彩,但就是没有贾平凹以前小说中相对集中的人物和故事。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人物洗河,只是连接各色人等的纽带,作者并没有将其置身于故事的核心而全方位地加以描写和刻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技巧?作者为什么会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之后又进行了新的转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他写完长篇小说《浮躁》时就这么说道:“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说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他向往的是:“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①回归传统,回归中国画那样的散点透视,而不是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未来努力达成的目标。他神往的是我国传统的小说技巧和方法。“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②在《我要说的话——关于〈废都〉》一文中,他更是直白地说道:“史诗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欲望,(其实哪儿有所谓的史诗呢?)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但我绝对强调一种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传达。我喜欢中国古乐的简约,简约到几近于枯涩,喜欢它的模糊的、整体的感应,以少论多,言近旨远,举重若轻,从容自在……”③我们发现,回到传统,找到适合中国人的东方技巧和趣味,一直是他努力寻找的方向。从《废都》开始,其后的《秦腔》《古炉》《老生》《带灯》《山本》《秦岭记》等,人们都能看到作者向传统回归、致敬的足迹。只不过这一次,《河山传》回到了我国小说的原点,回到了街谈巷议的稗官野史阶段,倒确实令人有些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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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④稗官者,古代史官之一种,专以采录民间传说、街坊故事,以供统治者了解民情、体察民心,以补正史之不足。此乃小说之本来。虽为“小道”,但因其“亲切而有味”而广受百姓欢迎。文艺理论家吴虞认为:“然小说撰自民间,非若正史之出于钦定,其笔削自由,无忌讳拘挛之累。虽或有肆恩怨之私,淆是非之实者,然据以考一代之风尚、一事之真相,往往较读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所得者为亲切而有味。”⑤一代之风尚、一事之真相,常常不存在于正史之中,而稗官则充当了弥补正史之阙的职责;即便是史实,也少不了稗官野史扩其波澜。近代谴责小说大家吴沃尧就感到:“盖小说家言,兴趣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⑥因此,稗官职志,尽管不为君子所重视,然而,却也因其“可观者焉”的传播力量而一直为文人所广纳。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便留下了许多收集街谈巷语、野语村言的佳话:蒲松龄在大路口设凉亭以茶待客,前提是必须讲出一两个精彩的故事,《聊斋志异》由此产生;被誉为近代“通俗文学之王”的包天笑,为准备写作反映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特意在报上登载“启事”:“鄙人近欲调查三年来遗闻轶事,为《碧血幕》之材料,海内外同志如能贻我异闻者,当以该书单行本及鄙人撰译各种小说相赠……”⑦

收集民间故事也罢,征集遗闻轶事也好,都表明了中国小说中一种稗官职志的传统。它很遥远,也很东方。在 《河山传·后记》中,贾平凹如此透露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心理状态:“我出门背着一个篓,捡柴禾,采花摘果,归来,不知了花果是哪棵树上的,柴禾又来自哪个山头。藏污纳垢的土地上,鸡往后刨,猪往前拱,一切生命,经过后,都是垃圾,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它更真实而有了意义。”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作为一个文人,愿意“出门背着一个篓”,采花摘果、捡拾柴禾,把那些经历的、听说的记录下来,从而“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这种创作欲求,不就是古代稗官的工作吗?

论起稗官的条件与基础,贾平凹其实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与潜能。这不是指他已年过七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不是指他有着敏锐的嗅觉,能感知到别人常常忽略了的信息,而是指他有着与许多人不一样的习惯趣味、个人爱好和身份地位。茶馆往往是一个地方的信息中心。他喜欢孵茶馆,一待就是一个晚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茶馆,西安大部分茶馆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说话啊,或是做啥啊玩啊,都在茶馆。”这种茶馆生活,在他的长篇小说 《暂坐》 中有着形象的描写。在上海,他还喜欢到酒吧去了解一下:“……我每年都会去上海看一看,咱不为别的,起码说是去感受一下,有时候谁也不见,就是去看看酒吧生活。我去过同性恋的酒吧……”⑧这是贾平凹独特的体验生活、接触社会的方式。他也特别喜欢与老家棣花镇的人来往。自从十九岁进入西安以后,他的家就成了商州驻西安的“办事处”。“我离开故乡到了城市,但每一年最少回去三次四次。而且进城后,我的家几乎成了商州驻西安的办事处,家乡的人到我这儿很多。……一来就在我这里住下来,或者是来观光,或者是来做生意,或者是来看病,甚至还有来旅行结婚的,赴省告状的。”⑨故乡是魂牵梦绕的地方,故乡的人、事,乃至出外打工到了城市,他都牵记着、关心着。这也是他的《高兴》《极花》等农民工题材血肉丰满的原因。此外,他的身份、地位和活动,也使得他“稗官”的体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随着文坛上地位的提高,贾平凹的政治地位也大幅跃升,这就使他接触到社会的另外一个层面。他对上层运作体系的了解和对官场运作的洞悉,某种程度上应该得益于他的地位。“从元月起我一直在开会,过了春节,还要开会,可能4月前都在会上忙着。我是市人大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各级的会不能不参加。但当官的开会是他们的工作,而我开完会自己的业务还没有干呀!……”⑩虽然这样说,但会议使他接触到以前不甚知晓的人物和事情。从对农村、农民的了解到对权力运作部门的熟悉,他的眼界打开了,文学的世界也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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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在独特的环境和土壤中生存的作家。他的爱好、兴趣、交游和理想都使他趋向于一个稗官的角色。他观察着、记录着、思考着,终于在古稀之年给文坛贡献出令人惊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有些惊讶,但难道不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结果吗?略略有些意外的是:《河山传》比他之前的《废都》《秦腔》《秦岭记》 等小说更为传统、更为前溯,直接与稗官体相连了。仔细研读这部小说,我们觉得它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新的特点——

首先,碎玉散珠式的集锦。对于长篇小说来讲,精巧的故事结构是其重要的骨骼,它支撑着全书的脉络,时间、地点与人物的合理配置和安排,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河山传》巧妙地以洗河的“乡下人进城”为故事线索,并将人物活动的场景主要放置在那幢秦岭别墅之中,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该部小说结构形式上的集中与完整。不过,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着力刻画洗河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个人物。他仅仅只是一个纽结点、联络员。作者的真正想法是由他引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林林总总的传奇和奇奇怪怪的人物。换言之,作者借洗河与秦岭别墅搭建起一个舞台,但这个舞台并不是专为洗河等几个人服务的,而是为了让无数的传奇主人公登场。这种结构形式,显然是稗官体的。当稗官采访到许多有趣的、传奇的街谈巷语、市井轶闻和野语村言时,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将这些故事、奇谈汇报上去、记录下来。当时重大的、英雄史诗般的业绩与壮举,自有史官建档归类,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稗官就是那些琐屑、不入流故事的记录者。我们看到,在 《河山传》中故事连着故事,传奇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有活动的空间,但也仅仅只是登个场、亮个相而已。你能看到罗山、兰久奎、熊启盘、梅青、呈红等人的故事,也能记住规划局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银行行长、秘书长等官员的不同笑话,还能了解到刘三苗、火红英、牛大席、关胜、苏锁子等农民们的坎坷遭遇……这些人一闪而过,然而,每个人都有故事,都有传奇。他们因故事和传奇活跃其中,也因为故事和传奇的结束而迅速隐退。《河山传》旁逸斜出、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又沁人心脾。贾平凹秉承着几十年来的观察与积累,让这场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笑谈、趣谈、秘谈、私谈纷纷走进小说。《河山传》是一部稗官野史,也是这几十年来社会生活另一侧面的形象记录。它不集中,但如珠玉散地,满眼繁星。

其次,事不关己式的冷静。写作 《废都》 时,他严重地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⑪。他投入其中,自己就是庄之蝶,无法透出气来。在 《秦腔》《高兴》《极花》等小说的创作时,他则是常常被无数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基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他揣摩不透、焦虑不安,“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湿沉重”⑫。正是由于作者感同身受着人物的命运与遭遇,因此,贾平凹无法超脱,无法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客观。然而,在 《河山传》中,事不关己式的叙述手法出现了。郑秘书长一出事,呈红就带了一个小男友住进了别墅;熊启盘放高利贷,“见碟下菜”,左右通吃;洗河给市委书记下套,偷偷将题词“东风酒”印在酒瓶上;大老板罗山嫖娼染病,割包皮,又感染,挂消炎水;公安局长的小姨子做电梯生意,每一部比市面上高出三十万元;路行长的侄子给别墅卖拴马桩,一根四万元,比市场高出一倍,一百根就赚了二百万元;秦岭环山路东段的改造工程,中标方并没有施工,一部分转包给了秦川公司的戚老板,一部分转包给了老板王立仓,从中获取了一千三百万元的转包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作恶法门在 《河山传》 中触目皆是,作者自始至终保持着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叙述态度,冷静、客观地记叙着、介绍着、描摹着。这在贾平凹以前的作品中是从未出现的。这正是稗官的职责。稗官不是审判官,他的职责所在是收集闾里遗闻、市井逸闻、街谈巷议,然后整理出来,如实向里长或上级领导汇报,以便统治者掌握民情、了解民风。“鸡往后刨,猪往前拱”,历史的大事件自有史官去记载、去保留,留给稗官的只是在这片藏污纳垢的土地上不动声色地将野史书写出来。这是稗官的职志,也是《河山传》在艺术上的新变。

最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这一点特别需要重视。虽然 《河山传》貌似谨守不加评论的稗官文体,不过,既然经过了作者的筛选、取舍,就难免没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个人爱好;只不过,作为一个成熟的、老到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小说中将“自我”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他不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直接作出评判,也没有让读者一眼看穿的喜恶爱憎,但是,在他介绍人物和事件的联络中、在他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中,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感觉到他的褒贬、臧否、厌恶、喜欢和排斥。这是一种言近旨远的微言大义,是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春秋笔法。稗官难以客观,《河山传》的作者,自然也有价值倾向和是非标准。在小说中,大老板罗山是个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物:他出身卑微,有着与洗河一般的早年辛酸经历,但是他大胆冒险、狡猾奸诈、巴结官员,迅速成了拥有六家公司的老板,并以行贿方式当上市商会会长。最后,在他不择手段拿下了利润丰厚的城中村改造工程、春风得意试图大赚一笔时,飞来横祸,被跳楼自尽的女子砸中死亡。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实,可能确有被跳楼者砸中的倒霉鬼,但是,当作者将恶贯满盈、多行不义的罗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时,人们显然能够读懂作者的爱憎和是非。又比如,罗山的后台老板郑秘书长:他们是在县上认识的,罗山通过他修过涵洞,揽过县城南街的改造工程,收购了煤窑;而秘书长进市里当了秘书长后,他也就在市里搞起了房地产,由此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老板。而郑秘书长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在县上时视罗山为“钱袋子”,而到了市里则让罗山花了一千多万购买名画送礼,将秦岭别墅花房子中的一套放到了情人呈红的名下。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然而秘书长终究被查,情人呈红另找男人、独吞了别墅和十三大包赃物,落得个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

这样暗喻褒贬的内容在 《河山传》 中如草蛇灰线,忽明忽暗,常使人会心一笑。可是,如果简单地将 《河山传》视为一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小说时,却又可能误读或者是低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和价值。它苍茫、浩瀚、混沌,无法明晰判断。例如,作为小说中的牵线人物,洗河在作品中占据了最多的篇幅。出身于落后山沟崖底村的苦命少年为了生存,流落到了西安,以爆米花度日,凭着“到了西安,就找罗山”的八个大字,传奇般地进入了大老板罗山的世界。他灵活乖巧、八面玲珑,同时也小奸小滑、小偷小摸,是个合适的跟班,也是个有着阿 Q 般狡猾的农民。他帮着老板打点行贿,同时只要有机会也会中饱私囊。可爱的是,他在城里还老惦记着乡亲,经常给家乡的苦难兄弟、“发小”万林汇上个千儿八百。最后,红运当道,不仅娶了极为漂亮的梅青做老婆,生下了女儿鸽子,而且还成了罗洋的岳父、秦岭别墅的真正主人。这一路走来,善恶难辨、好坏参差、是非不分,就难以用历史的或道德的标准进行解释了。这样因果莫名的例子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小说名 《河山传》,取洗河的“河”与罗山的“山”合并而成。河山者,亦即山河也。小说结尾:“这时候一阵巨响,整个园子都晃了一下。那是花房子往西三里地的龙爪沟,罗闻涛和老板李铭义联合要建造康养山庄,正在炸崖。”这两个新近发迹的老板,正在重复着当年罗山和兰久奎的故事,在秦岭修建别墅。世事沧桑、代有轮回,不变的是河山依旧、秦岭巍峨。鲁迅先生在论述到唐传奇文时说道:“其间虽抑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⑬间或寄托讽喻、惩劝,是唐传奇文的特点,但“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这是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唐传奇文而反对宋话本满篇“教训”的地方。

《河山传》选事新颖、行文逶迤、精彩纷呈,几乎调动了贾平凹全部的文学积累和生活宝藏。它是稗官野史,“大归”在于传奇和文采,而亦不忘讽喻和惩劝。它的新变和价值,也恰如鲁迅先生在 《古小说钩沉·序》中所言:稗官职志,如同古代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注释】

①②③⑨⑪贾平凹:《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第 12-13、61、323、180、209页。

④⑬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6-7、70-71页。

⑤吴虞:《〈松冈小史〉序》,载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538页。

⑥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1906年 《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

⑦天笑:《天笑启事》,1907年《小说林》第7期。

⑧贾平凹、走走:《贾平凹谈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19页。

⑩⑫贾平凹:《天气》,作家出版社,2011,第242、213页。

(刘明真,复旦大学中文系、管理学院;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

全文来源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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