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对于正史的概念，一如诸多法学概念，有广狭多意。
狭义的正史，一般仅指乾隆钦定的二十四史（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有百度百科），后来又扩充为二十五史（+《新元史）、二十六史（+《清史稿》）。 如清人冯桂芬在《序》里提到：“史家分纪传、编年二体，而纪传为正史。”即属狭义的正史概念。
广义的正史，似乎尚无确凿公认之外延。可参考的观点是学者齐世荣教授的总结，他认为，列入官书的可包括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齐教授采用了不完全列举的开放的外延设置，可见广义正史的精确外延尚有待探讨。第二，对于齐教授采用“官书”的概念，如果这里的“官书”强调的是文献形成的主体是官方，则并不尽然。因为唐以前，狭义的正史也是私家修纂的。第三，从列举中的确不难总结出，广义正史的文献制定主体具有公权力主导的特色：不是公权力直接亲自参与文献的制成，就是公权力委托非公权力主体来完成。所以，笔者认为，广义的正史不妨采用“狭义的正史”+“其他官方制成的史料”的定义。不过，笔者刚刚才CC98上留意到，陈志坚教授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提出，“通鉴等书，其实也可以算作广义上的正史了，因为大家都当作可靠材料来用”，陈教授将大家对待史料的态度作为广义的正史界定的重要因素，此论固然并不错，但窃以为有失严谨。因为对于野史的可靠性，人们就有多种意见，对于正史，却也有不少人不以为意。鉴于此，笔者认为，以此作为广义正史的标准，将使本回答陷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兹不采纳。
厘清了正史的范围，如果接受正史野史的二分法，那么野史的范围也就呼之欲出了。兹不赘述。
二、史学界对两者的研究价值的评价
列举出史学界的态度想必不难，排列组合同时剔除不可能的选项（认为正史野史都扯淡）即可得出三种观点：其一，重正史轻野史；其二，重野史轻正史；其三，正史野史二者并重。以下分述之。
（一）重正史轻野史
持此论者，如清人万斯同、近人邓之诚。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明确写道：“斯编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始及于其他。……今人重视野史，斯编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辅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如，前文邓之诚提到的“万斯同独重实录”，因为万斯同认为，“……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纲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
可见其十分强调实录的可靠性，而无视实录有时候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事实。比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实录难据》条中介提到朱棣靖难之役之后对《明实录》的篡改：“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实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刬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到了清代，这种篡改庶几已成家法：“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庙所删汱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这绝非无端指责，别说直至光绪年间了，恐怕到了宣统年间也还在删改、篡改。比如，对于光绪本身的死因，《清德宗实录》明确记载光绪因病而死：十月二十，“上不豫”，也就是说，光绪病了；二十一日，“上大渐”，光绪病危了。最终这一日光绪去世。此外更加具体的《清宫档案·脉案》记载了当年五、六、七、八、九、十几个月光绪病情不断加重的过程。但2008年对光绪帝尸体检验的考古研究证实光绪帝死于砷中毒，就是砒霜辣。当然，逻辑上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光绪这几个月确实一直越来越病重，最后尚未病死但估计也气若游丝时，又一剂砒霜。但这并未构成“聚合的因果关系”啊，死亡与加害行为之间仍然是单一的因果关系，何以正史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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