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

关键词:古典文献学;中国;学派

一、校雠目录皆文献学论

中国“文献学”最早由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正式提出。郑氏二兄弟1928年写成、1933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从“文献”二字义去解释“文献学”:“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谓之文献学。”此后,“文献学”被广泛接受,以“文献学”命名的着作纷纷问世,并成为当代包举图书、期刊各类文献以及文献整理各项活动之科学。

中国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学术界探寻与文献学相对应的学科术语,乃有校雠即文献学论。着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范家永也说:“在我国古代,没有专门文献学和文献学家这一名称。但是,校雠学家负责有关整理、编纂、注释、校勘古典文献的工作,因此,校雠学实际上就是文献学的别名,校雠学家也就是文献学家”。

之所以用校雠等同于文献学,是将“校雠”包举了与文献有关的校勘、目录、版本、编纂等各项活动。然而,“校雠”的本义并非如此。“校雠”一词最早见于《别录》,刘向解释为“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②其“校雠”本义是校勘文字篇卷,只是刘向整理图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宋以后,“校雠”含义才不断扩大,郑樵《通志·校雠略》扩大了刘向“雠校”范畴,如钱亚新所言“郑樵所取之义,则较为广泛。举凡设官专守,艹鬼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均包括在内。因此,所谓校雠略,就是研究与图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学问的纲要”。如果以校雠等同文献学,那么宋以前除“校雠”以外的其它文献整理活动就被排斥在文献学之外。因此,校雠只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宋以前与“校雠(校勘)”相应的“目录”是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汉刘歆《七略》中有“《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着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向歆父子整理文献,先有校雠,后有目录,其文献学既包括校雠,也包括了目录。校雠学与目录学均产生于西汉向歆父子。章学诚《校雠通义》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朱一新也说:“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龚自珍说:“中垒以降,校雠事兴。”容肇祖说:“中国目录学的功夫,始于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刘纪泽说:“目录之学,启自西京,子政撰《别录》于前,子骏成《七略》于后。”因此可以说,向歆父子既是校雠学之父,也是目录学之父。如果说西汉是中国文献学的奠基,那么校雠与目录就是两块沾连的奠基石。进一步溯源,可上溯到孔子的文献整理,余嘉锡有言: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到西汉征集图书、整理图书的活动,形成了搜罗异本、比勘文字、汇编目录三者为一体的文献学,校雠学、目录学由此而生。而校雠与目录的活动可再往上溯,孔子的七世祖周末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被称为从事校书之开端①。“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隋书经籍志》),目录活动可推至殷商时。但仅知有此事,不见理论或方法,不能作学科之始。如是,中国文献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孔子应是中国文献学的鼻祖。据此,笔者提出校雠学是古代的文献学,目录学也是古代的文献学,单将校雠等同于文献学是不全面的。

二、从校雠目录之争看文献学的流派

校雠目录之争始于清代,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录学的肯定与否定。清初学者全祖望在《丛书楼书目序》中贬低目录学说:“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囗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木寻捺獭祭之用。”至乾嘉时,章学诚公然否定目录学。《章氏遗书·外篇》卷一“信摭”说:“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辩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向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他提倡校雠,否认目录学的存在,实质上是扬校雠学而抑目录学。

到近现代,仍有人着书立校雠说,杜定友着《校雠新义》,持“中国无目录学论”,即“我国古来之言目录学者,既无专书,又无定则,是我国无目录学之研究也”,又说“中国无目录学者,盖言有古之目录学,而无今之目录学也”。张舜徽先生曾极力推崇章学诚的思想,反对目录学自立成学。他对于校雠学的论述颇多,但对于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论述前后矛盾。1945年《广校雠略》说“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章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之名,最为能见其大”,认为目录不能称之为学,只能包含在校雠学中。

50年代,他在《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一文中又多次提到宋代有目录学、目录学家,说“宋代学者不独把目录学肯定为一种专门学问,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大的成就,创辟了新的途径”。“从来研究目录学的人们,莫不奉‘汉书艺文志’为不祧之祖。”到70年代又一次否认目录学的存在,《中国校雠学叙论》(《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重复了《广校雠略》的看法。笔者曾撰文把张先生的观点与章学诚、杜定友的观点联系起来,颇觉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承认有目录学事,却不承认有目录学之名。

针对目录学被否定,目录学者一方面大肆鼓吹目录学,另一方面把校雠纳入目录学。梁启超不仅编有书目,还指出“着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职务也”。姚名达说:“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与校雠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刘咸火斤说:“所谓目录学者,古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83页:“…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这便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282页:“最早的校雠家正考父”标题下“……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他是校勘事业的发端者”。为职,而书本真伪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主张校雠与主张目录者各执一是,兹分析如下。

其一,章学诚之所以贬低目录学,是因为到了清代,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学者无不涉其藩篱,有关版本、考证、目录之书大量问世。“乾嘉以后一般学者,不但使目录学之名脱离校雠学而独立,简直是不承认校雠之可以为学,因而章学诚便在他的《信摭》内扯出了反对的旗帜。”这恰恰说明,到了清代,目录学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校雠学因为校勘学、版本学等独立成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学科地位,且有被社会所抛弃的可能(后果被文献学所替代)。这就使主张校雠者竭力否定目录学来保全校雠学,主张目录学者为发扬目录学而鼓吹目录学的作用,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其二,主张目录不能成学,张舜徽先生之论据是:“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学家事也……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皆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诂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承认校雠目录之关联,但却认为前重后轻,前大后小,前为学,后只能是书,既是站在校雠学之立场上,又是来源于对目录学的误解。

其三,主张目录学一派,或以目录与校雠一体;或以目录区别校雠,没有给校雠以确切的认识。姚名达误认为章学诚的校雠学就是目录学,其《中国目录学史》说“学诚之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的校雠学——校勘学也”。其实,这并不是章氏本意。

章氏本意涉及学派之争,章氏所处之年代,有考据学派,章氏为鄙视考据学派,就指其为目录学,自己的才是校雠学,即向歆之后的正宗。因而学诚反对的“目录学”,并不是“校勘学”,而是考据学。正是由于主张校雠者把目录视为簿记,而主张目录者把校雠视为校勘,并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依据,双方的误解导致了校雠目录之争论不休。正如朱一新所言:“世徒以审定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实际上,如上所论,校雠学与目录学均得向歆之精奥,两者应是同源异流,各有侧重,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相互排斥。因随着学科之不断扩大,古代的校雠学与目录学都由狭义扩大到了广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了目录学,而广义的目录学包括了校雠学。

其四,文献学在西汉就有校雠、目录两科,其后就有了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两派,但两派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交叉发展的。校雠文献学派初为校勘,后扩大了包括部次条别、即类求书、考辨学术、因书究学,特别重视文献本身及其学术的研究。目录文献学派初为钩玄提要、分类编目,后也以指导读书治学为己任,发展了文献整理之法。只是到清代中叶,校雠文献学之中又出现新派且形成了对立,义例校雠一派注重考辨学术,自称校雠学;考据学一派重言必有证,讲目录学。校雠目录之争实是义例与考据之争。义例派批评考据学“近世为考据之学者,惟取一字之可通,往往上下文且不统贯,如此读书,岂不陋哉?”而考据学派批评义例派“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究其根源,有汉宋之争,汉儒重考据,宋儒重义理。其实这两派同属一脉,各有长短。

三、校雠文献学派的分野校雠文献学派

自刘向之后,有以下分野。版本校勘学:刘向校书之后,版本校勘形成专门之学。南北朝时校雠为汉学一部分,北朝人重视。南朝颜之推认为校雠不易,主张“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勉学》篇),据江南和河北两本来校正书籍文字,据《说文》以正形体,据《尔雅》以正训诂,据韵书以正音读。宋景文欲求《前汉书》之善本,用十六种版本对校,岳珂刻《九经》,用二十余种版本校勘。历代官家有校勘之专责,如唐初,令狐德芬木、魏征等有校勘又有目录,稍后有虞世南、颜之推之孙颜师古、崔行功等名儒校勘却无目录,是为版本校勘学派。宋代已有用“校勘”代替“校雠”。吴缜《新唐书纠谬言》自序批修书之八失,第八条专论校勘,强调校勘者举校勘之职。至清,发展为专门的校勘学。

会通校雠学:刘向之后,深得校雠之主旨、且将校雠发扬光大的首推南宋史学家郑樵。郑樵志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其《通志》200卷有二十略,《校雠张舜徽《校雠名义及封域论·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之事》,见《广校雠略》卷一。张氏《中国校雠学叙论》(《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重申其说。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四略构成了他的文献学体系,集中反映了他的会通校雠学思想。他第一次扩大校雠的范围,博采众长,全面总结校雠之法并将校雠上升到理论,阐述类例、学术与图书之关系,创立了“类例”论、“记百代之有无”论、“泛释无义”论等。他对传统方法大胆批评否定,创立了校雠学的新方法:求书八法,创立十二类的分类新体系。在《献皇帝书》中曾说“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书志》,作《图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缺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可见其“会通”“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校雠略》是我国校雠学的第一部理论着作。

义例校雠学:清全祖望三笺《困学经闻》,七校《水经注》,以十年之功续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宋元学案》,主张识大体、述源流,反对考据学。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道不离器,强调史学研究之开创、文学之反映现实,不仅是着名的史学家,而且主修过《和州志》等多部志书,以及《史籍考》,成为杰出的文献学家。特别是着有《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将中国文献学的精神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推崇刘向、郑樵,于文史通义申郑,校雠通义宗刘、补郑,更阐明文史义例、校雠心法,颇多创新,总结文献原道,提出互着别裁,提倡索引之法,其《校雠通义》不仅被校雠学家看作校雠学理论巨着,而且被目录学家奉为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来新夏先生就说章学诚是继刘向、郑樵之后,“为古典目录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校雠通义》和《史籍考》是他在目录学方面的重要着作”。章氏一派,其实质在“义例”,与考据学对立,继承者有孙德谦、张尔田等。王国维说:孙德谦、张尔田“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六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隘庵有《诸子通考》,既籍甚学问间”(见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

考证学:隋唐以前的学者以古器物形制和刻辞作为考证古文献的依据。“金文”和“石文”的研究发展成“金石之学”。宋代研究金石早有刘敞、欧阳修,后有赵明诚。明末清初,一批讲求实学反对义理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主张以考据为工具,通经致用。由于文字狱,使之陷入古经史的考订,清代乾嘉时,考据学兴盛,后世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其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代表人物有王鸣盛、钱大昕、黄丕烈、顾千里、戴震、纪昀、周永年等。因这一派不仅考订词章,而且重视目录之功用,因此被章学诚称为目录学。其实,目录只是考据学派的附庸,其主体仍属校雠文献学。

辨伪学:早在孔子时,就有文献的真伪问题。孔子曾对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后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汉成帝时,有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东汉以后,辨伪出现。《汉书艺文志》中注出四五十种托古伪书。唐宋辨伪有了发展。唐刘知几《史通》有《疑古》、《惑经》等篇章,韩愈有正、乙、灭、注四法,以辨古书真伪。赵匡、啖助、柳宗元,宋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郑樵、汪应辰、叶适、朱熹等都有辨伪。宋儒义理学代表朱熹所指出的伪古书达六十种。明初有宋濂《诸子辨》。其后,辨伪成专门之学。历来讲校雠学的大多指校雠文献学派。这一学派在宋代“百花争妍”,“宋人的校雠,在四部书都有卓越的成绩,罗列版本异同的,以岳珂为代表;辨章学术源流的,以郑樵为代表;钩考群籍证补的,以吴缜为代表。着作如林,美不胜收,而零星材料见于各家笔记中的尚多。元、明两代,学术稍衰,虽刻书藏书之风,不亚于两宋,而校雠之学,可以举数的,有廖若晨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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