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后反骨，纯属臆造-米儿火

写下这个题目，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不满了，因为在《三国演义》中，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图谋反叛而被杨仪遣将斩杀，实属罪有应得。由此，我想到，历史，很容易被误读。魏延，这位三国时候的名将，由于人为的原因，陷在历史的迷雾中被当作叛贼冤屈了一千多年。这里，实在有必要以正视听。

魏延（？—234），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固县一带）人。官至镇远将军、汉中太守、镇北将军、都亭侯﹑凉州刺史、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和前军师。在群雄荟萃的三国时期，魏延堪称一流上将。就偏居一隅的蜀汉而言，他是超群绝伦的——受命镇守汉中，仿《周易》而创“重门”之法，使曹魏不敢轻举妄动；北伐之初，献“兵出子午谷与诸葛亮合击于关中”的奇计，可惜未被采纳；街亭战役，也因诸葛亮未起用魏延而惨遭失败。在二十几年的三国纷争中，魏延多年独当一面，长期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蜀汉政权建立了累累功勋。《三国志·蜀书》称赞他是“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一流人物。

脑后反骨，纯属臆造

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魏延被写成“脑后有反骨” 的“叛逆”之人。

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第五十三回

吴太后曰：“尝闻先帝有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 ——一百零五回

诸葛亮这段话影响很大，其实却是似是而非之谈。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方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其“不忠不义”之“罪”比魏延大得多，岂不更该杀头？但法正却被刘备倚为谋主，后又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这该如何解释？此外，老将严颜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的守将，比魏延献一个长沙厉害得多；张翼在雒城绑缚刘璝，迎降刘备，比魏延杀韩玄做得更绝；益州将领归降刘备者还有不少，他们该不该全部斩首？诸葛亮对这些人一概欢迎，为什么对魏延却要特别苛刻呢？至于所谓“反骨”云云，更是荒诞不经之言。通观《演义》，诸葛亮并无相面之术，为何一见魏延便可断其忠奸？而且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免胄，诸葛亮怎么能从他那戴着铁盔的头上一眼就看出“脑后有反骨”？离开了细节的真实，这句话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况且，人体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会多出或者少一块。仅仅因为相貌而臆断一个人的品质，怎能令人信服？

《演义》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根本原因，是他对诸葛亮形象的某种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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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对诸葛亮实在太热爱了，他一心要把诸葛亮塑造为十全十美的完人，决不愿意让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损害。所以，在《演义》中，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总体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在处理魏延形象时，他对诸葛亮的失误总是处处回护，苦心文饰，奉行“为贤者讳”的儒家行事原则。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隐其过失；另一方面，作为诸葛亮的热烈崇拜者，他又实在不愿意表现诸葛亮在处理魏延问题时的失误。

如果非要从史实中找一点“反骨”的依据，陈寿的《三国志》里倒是写到魏延自己做过的一个梦：

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三国志·魏延传》)陈寿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细节写入史书，恐怕他也认为魏延该死。但我们应该看得清楚，它仅仅是一个梦而已，与头上长反骨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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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汉中，镇保国境

历史上的魏延，本是刘蜀集团的重要成员。《三国志·魏延传》说他原系刘备的“部曲”，可见属于亲信将领。建安十六年（211），魏延“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这时和他同为牙门将军的还有勇冠三军的虎将赵云，二人品位相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被部下推举为汉中王后，决定迁治成都，做长久打算。行前要选派一员将领镇守汉中。汉中乃是益州的屏障，又是刘蜀集团北伐的前进基地，其地位至关重要，留镇者自然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当时，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经留镇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不料“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刘备知道大家不理解他的这一人事任命，便召开大会，当众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刘备非常赞赏魏延的应答，在场者也“咸壮其言”。由此可见刘备对魏延是非常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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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的的豪言壮语绝非吹牛大话，“实量己量力之言”（《三国志·魏延传》）。他驻守汉中，制定“实兵诸围以御外敌”的战略战术，规划严密，建立起若干个驻有精兵的土围子形成重叠交错的外围要点，使曹军望而生畏不敢妄入。到了建熙七年（242年）春，当时的汉中守将王平因袭魏延的方略，以不满三万的兵力，成功地抵御了魏大京军曹爽率领的十万大军的进攻。后来姜维统兵，“以为错守诸围”是一种消极的守法，改变魏延陈规，变实守诸围为据守重城，结果钟会攻蜀，近半月就失去汉中，可见魏延策略的正确。在当时的条件下，魏延守住蜀汉的北大门，使关中之敌不敢南进，包围了蜀中安全，使新生的刘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无汉中就无蜀”，魏延对于刘备集团功不可没。

刘备称帝后，封魏延为镇北将军、都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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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冠三军，多谋善断

刘备死后，魏延随诸葛亮多次出征，连战皆捷，因战功“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授予上方宝剑），进封南郑侯”。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准备大举北伐，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的身份，“随诸葛亮驻汉中”（《三国志·赵云传》）。显然，魏延这时已经成为蜀汉的第一员大将，其作用已在赵云之上。建兴八年（230年）魏军数路同时伐蜀。七月，分别由司马懿、张郃、曹真、郭淮率领的思路兵马汇聚汉中。诸葛亮派李严率军援救，令魏延西入羌中截击郭淮，自己亲率大军迎敌。魏延和吴懿西入羌中，在杨溪大破魏后将军贵瑶和雍州刺史郭淮。郭淮是曹魏著名的文武双全的将才，竟然败在魏延之手，足见魏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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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决定北伐曹魏。夏侯楙时任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诸葛亮出兵前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与众将商议如何进军。魏延分析关中形势，认为欲占关中，应仿效当年韩信的“暗渡陈仓”之计，建议分兵合击，一路出子午谷径取长安，一路出褒中据郿县，如此咸阳以西可定，关中可得。当时北出汉中越秦岭进入关中有四条道可走，即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故道。四条道之中，以故道最为偏西；其余三条道以傥骆道最近，为二百一十公里；褒斜道次之，为二百三十五公里，这条道路平坦，利于大军行进；子午道最远，有三百三十公里，且高山险谷，行走困难，但魏军在此设防松散，可出其不意指抵长安。魏延建议出褒斜一路由诸葛亮亲率大军以防不测，出子午一路则有他来担当。他说：

“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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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计策很有见地，至少是一条可以参考的奇计。因为从当时的局势分析，当时的关中守将夏侯懋，是一位“性无谋略”，只知“多蓄伎妾”的庸懦之徒。魏延料定夏侯懋不是他的对手，只要兵出子午谷，夏侯懋必定逃遁。可惜诸葛亮从谨慎出发，否定了魏延的建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实为下策。魏延建议走子午、褒斜二道，避开路途最近、魏军防范最严的傥骆道，符合兵法“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的原则，这在军事史上，也可以找出战例：韩信暗渡陈仓，邓艾偷渡阴平，拿破仑翻越阿尔比斯山……无一不是出奇制胜。

再看下面一段记载：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马谡传》

假如诸葛亮能听取众将的建议，任魏延为先锋，张郃难为对手，街亭战役不至于残败，三国史将可能重写。可惜，历史没有假设。魏延有智谋，有帅才，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不能放手使用他，实在是蜀汉的一大损失。

被诬叛逆，怨屈千年

魏延善抚士卒（跟张飞不同），而且勇猛过人，然而心高气傲（这又有点跟关羽相似），当时的文官武将多迁就于他，只有杨仪很不给魏延面子。所以魏延非常痛恨杨仪，两人之间水火不容。

关于叛逆，《三国志·魏延传》是这样写的：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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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写得明明白白，魏延无反意，只是欲杀杨仪等人。而且当时大家都认为应该由他代替诸葛亮。这其中，费祎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欺骗者的角色。稍后的常璩《华阳国志》在陈寿的观点上做了补充，认为在杨、魏相互指责的过程中，丞相府的蒋琬等人为保杨仪而断送了魏延：

征西大将军魏延与杨仪素不和。……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延怒，举军先规南郑，各项表反。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延欲逆击仪，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及仪将退，使费袆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其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使袆报，仪不可，故欲讨仪。

三国时著名的史学家鱼豢，在他的《魏略》中则是这样记述的：

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根据这个记述，诸葛亮是把权交到魏延手中的，杨仪欲加害魏延，制造事端以泄私愤。此说可信吗？我觉得可信，因为《魏略》成书早于《三国志》，是魏延同时代人所写的史录。

让我们再做一点分析：魏延是当时军中的二把手，统兵对阵无人能出其右，诸葛亮交权于他，合乎常理；魏延若反，不可能舍近求远，也不会在烧栈道南归后才宣布；魏延真要反，别说杨仪奈何不得，就是当时蜀中战将，也无一人能与之匹敌；魏延代亮行事，必然引起杨仪恐惧，先入为主造谣生事，符合他一贯的表现；魏延真要杀杨仪，也不会等到南归后，在阵前就可以解决……

据此，我们可以还原基本情况：魏延按诸葛亮密令撤军，未曾考虑会出现杨仪散步谣言之事。事发突然，魏延毫无思想准备，加上军卒误听谣言叛延向仪，才为杨仪遣将所杀。

这里顺便说说这个杨仪。在害死魏延之后，他脚踏着魏延的头颅连连斥之：“庸奴，复能作恶不？”尔后又灭魏延三族以泄私愤。杨仪原本以为有大功于蜀，当接替诸葛亮秉政，哪知诸葛亮早有安排，见其气窄胸狭，将诸事尽托于蒋琬，汉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实际上秉持国政，费祎作为诸葛亮临终遗命的二号接班人，升为后军师，不久又升尚书令。杨仪回到成都，只落个“拜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他口出怨谤之言，被削职为民，最终遭逮捕，在狱中自杀。这些可以佐证魏延为杨仪所怨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