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组内同好不少都有收入二十四史，转载旧文一篇，供大家品鉴讨论。严沧浪论诗云“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读史犹如读诗、读文、习字，诗有诗品，文有文品，书法也有书品，若不辨高下，那还是不学为好。说二十四史皆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者，也是缺乏识见者之言，犹如将《元史》视为《史记》一样的宝贝，不可理喻，读书再多，劳而无功。随便举两个例子吧。《隋书》，主持其事者为魏征，参加编撰者皆是一时之选，如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李延寿等，加上成书时间充裕，故质量较高。史料丰富，叙事简练，文笔严谨。其中史论部分多出自魏征之手，以隋朝兴亡为借鉴，极富政论特色，多有历史洞见。十志叙述典制，备载各朝，条理清晰，其中《经籍志》的价值，不用在下多说，于史志者略知一二者应该十分清楚。不过由于该书成于众手，前后矛盾不一之处也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似乎可列“二十四史”中的上品。《元史》，前后撰写时间仅300余天，大量摘抄原始资料而不加考订，译名不统一、年代失实乖传文重出的现象比比皆是，实在是“二十四史”中的下品。对于历代典籍，不读固然不知层次，但也并非所有的书都要读过之后再去判断。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关于读书之法，前人有很多经验。

过去常说，为学须先知目录之学，是为学问之津梁，治学之门径，实在是经验之谈。所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全赖于此。尤其对于经史之学，不通目录学，简直等于盲人摸象，结果必然事倍功半，并遗笑于方家。说到二十四史，对其中每一部的高下精粗文野之别，前人都有评价。我以为读之前，先得大致有所了解，未必全都相信，但有目录学的基础在，自然乾坤在胸，从容不迫。再举个实例，分享一下吧。《南史》和《北史》，究竟孰高孰下？两史均为唐李延寿撰，前人评《北史》：“是书较南史用力独深，如周则补文苑传，齐则补列女传，皆不似南史之缺略。出郦道元于酷吏，附陆法和于艺术，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殆家世北方，见闻较近，故综述特为详密焉。”评《南史》：“是书与北史出一手，而义例颇为两歧。大抵因四史旧文，稍为删润。补阙者少，削繁者多。不及北史成一家之言，特较四史稍为简要而已。”（见清永瑢四库简明目录）照此评价，似乎《北史》大致可列上品，《南史》可列中品。当然，这还是依据一家之言，如参见三五家说，并进行综合比较，则其品第大致可以了然于胸。就如前人将没有计划、没有策略的打仗称为“浪战”，不通目录之学而陷入经史百家领域，很有可能变成缺乏效率的“浪读”。

一己之见，不妥之处，欢迎批评。这个话题是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得来的启发。二十四史中，前人最重前四史，尤其是《史记》和《汉书》，孰优孰劣，议论不少，个人更喜欢《史记》。写历史到《史记》的程度，确乎可称神品了。神品：《史记》上品：《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明史》中品：《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史》、《南史》、《魏书》、《新唐书》、《新五代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列这几部为中品，是因为虽然各有优点，但与神品和上品的几部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其中《宋书》、《梁书》、《魏书》、《北史》、《南史》、《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几部水平更高一些，是中品中的上品。下品：《北齐书》、《周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列这几部为下品，主要有史料不足，编写匆忙，文字水平也不高等主要缺点。当然二十四史卷佚浩繁，我没有通读过，有些看得多一些，有些只是查资料的时候翻翻，做这个判断主要来自前人的评价和自己的阅读体验，也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二十四史中,属于"质"之一类,余皆"文"也.文近碑板,其中改窜东汉人文字甚伙,看此书时,参观袁宏,籍睹其嬗蜕之迹.例最谨严,较班固尤过之.裴注极多,反嫌繁(亻达),读时可仅看陈氏本文,求其史例及文法.---黄侃史记和汉书，在下也偏好前者。

盖以为马迁天纵之才，故史记也可称得上“殆为天授，非人力也”（犹如诗中李杜？）。虽然班固行文简练整饬，详赡严密，似乎更得作史之法，但毕竟是人力所能为也。在下于二十四史，仅读过前四史，其余诸史也多用于资料检索。对于二十四的优劣与价值，前人虽做过不少功夫，如郡斋、直斋等书目类，如王鸣盛、赵翼等笔记类，但似乎尚无综合性的著作如《二十四史品》之类，有综合各家之说，有自己研读判断，可以作为后学指引，嘉惠学界，必功德无量。盗兄高才，其有意乎？历史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

後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

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

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