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俯仰千年

邀，sorry懒癌发作，来晚了点。

作为一个从三国史入坑的读的第一本正史是《三国志》，之后挺抱歉的，没按大神们推荐的思路去把前四史都撸一遍，而是直接跟着自己的兴趣读的两本在网络键盘历史家眼中最“臭名昭著”的“秽史”，一本《魏书》，一本《晋书》，前者完本，后者大半。所以对这个问题感觉我应该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反正怎么评价《晋书》这个问题，不如推广一下，换成“怎么用正确的方式看待史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观念问题，这种观念问题比评价本身更加重要。

一、关于《晋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史料来源杂。

如我们所知，晋史的“历史版本”有九家《晋书》和九家《晋纪》，相互之间颇有乖互，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相互之间能够有那么多出入，说明的是史家的不靠谱。但是只能说这样认为的人可能有点高估了史家的节操，或者说也未必是史家的节操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导致“史相”和“史实”之间出现一定的隔阂，这个不管是前四史还是《晋书》，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太多本质性的差别。如何去打破这层隔阂，看的就是读史者自己的功力深厚程度了。

举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粗体字的论点，就是陈寿《三国志》。这还是经过了陈寿的整合的，三家书之间对一个事件的记载和定位都能大相径庭，可以看出经由不同意识形态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到底能相互之间偏离多大，那么距离真正的史实距离有多大，也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陈寿《三国志》是良史吧？然而就连陈寿自己都无法搞一言堂，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史料的竞争，是好事，绝对不是坏事。相互比照，才能得出相对靠谱的认知。

因此十八家晋史的存在，既是两晋南北朝史学自由发展、私修史风气盛行的体现，也给《晋书》提供了多元化的史料来源，这些本于不尽相同的立场、采用不尽相同的体裁写出来的晋史，可以说绝对是唐修《晋书》之福音。

陈寿有三家书还托裴松之的福有裴注，《晋书》来源抛开《十六国春秋》《世说》等等杂史和其他作品有十八家，《后汉书》则有八家。相反来看《史记》和《汉书》，都是只有一家，然而这样两个没有竞争的史书再无人跟他们唱反调相拮抗，搞得后来每提良史必称班马。我不否认这两部大部头对于古代正史体例的开山之祖级别的地位，但是因为没有竞争而无敌于天下的这两部正史，真的当得起【最实录】【最客观公正】的良史的荣誉吗？其实很希望有搞先秦秦汉的历史学博士来解答一下到底迄今为止的出土文物打了这两部正史多少的脸。

我亲友曾经开玩笑，如果匈奴有史书，不知道当今网民眼中到底“强汉”的成色的水货程度又会有几分呢。

二、《晋书》内容的丰富性与权威性

必须强调一点，《三国志》记事的大概年限是从184到280，其中记载比较详尽的时代是190—264，近百年时间，而《三国志》仅有37万字。要是没有裴注。。。而《晋书》记事大约始于正始年间（240），终于元熙二年（420），180年时间，有115万字。可见在记载的详尽程度方面，《晋书》是很有底气的。至于《晋书》对于两晋时代的全面了解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推荐一下朱大渭先生《的评价与研究》一文第一节“关于《晋书》的评价”的80年代以后史学部分，私以为还是比较公允的。

我目前见过无脑黑《晋书》最多的群体就是三国迷，尤其是亮迷，不过我就提一点，如果没了《晋书志》，陈寿这个通篇下来只有帝纪和列传的正史会不会让三国迷们抓瞎？没有《晋书志》记录下来的三国尤其是曹魏的典章制度等种种，估计今人想去《通典》翻个《魏官品》都不可得，那研究三国的一头雾水程度可能和看十六国以及北魏前期也不遑多让。看看今天史界研究三国的成果里里曹魏部分为何会占压倒性的分量，除开曹魏史料多之外，《晋书志》记载的主要都是曹魏各个方面的发展沿革，给后来者理清了脉络绝对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反观吴蜀，连吴的中正制（或者说何时开始实行中正制），蜀的察举制怎么运作都一抹黑，蜀汉官制同样也是一抹黑，蜀汉赋税制度一抹黑，吴的赋税制度如果不是挖出了吴简同样也是一抹黑……《晋书志》的价值，显然不需要我多说。

此外，今天史学界做论文，对于两晋史料引用的最多的，依旧还是《晋书》，而且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得出相对靠谱的结论，《晋书》在了解两晋历史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任何史书都有问题，取舍与解读的方式，在于读史者自己。

如果你老是抱着统计史书里名将战绩，找寻一个“没有黑点”“完美人物”之类的目的来读史，看见别传记载了这人的败绩而本传讳败或者别传记载了这人的坑爹事迹而本传专美就破口大骂秽史，或者在看到《宣帝纪》的“俘斩万计”，王猛伐前燕的慕容评四十万大军时破口大骂秽史，那还是省省吧，我没空跟门都没入《宣帝纪》都没读完就能以奇怪的角度大放厥词的人费口舌。这种人吧，一句话，无知者无畏。

《晋书》并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带歪史观，反正要读《晋书》我也建议先读点专著打底，最起码读点什么严耕望《治史三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之类的，教育教育自己怎么读史再说。严耕望说过，通史者不必通经学，懂前四史更好，没懂也就那么回事，反正我感觉没读另外三史的情况下，在形成了合理的史观之后读《晋书》并抓住其中的point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安利一下

@林屋公子如何阅读《二十四史》？ - 林屋公子的回答

三、关于《晋书》里的怪力乱神

这个问题说开了也就是一个如何读史料的问题。

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吧说白了就是个思想极度驳杂，内心相对苦闷空虚的时代，本来就容易去相信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加上佛教的因果论，道教的升仙思想啥的一影响，结果你懂的。今天的人当然知道是虚妄的，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信啊，信了记下来不是很正常么？如果你不能穿越回去给他们洗脑不要信这些封建迷信而且还成功了，那再说吧。如果是明知有问题非要怀揣私货抱着别种目的记上去那是古人有错，但是有句话叫不知者不罪，看到《晋书》里很多神怪故事，有头脑的读史者会马上想到这应该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所致，从这一现象他们还能反过来管窥那个时代佛、道、玄、儒思想融错交会、互相影响，乱世政治黑暗民生哀苦造成的精神空虚，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意识形态等等。这种变异了的记载，同样也是一种真实，是反映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真实。要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古代的史家亦是适用。反过来看，拿着这些记载站在后人的角度指责他们为何要满纸神怪故事，不免强人所难、站着说话不腰疼。

至于怎么读这些史料？随便举几个例子。

1.《搜神记》：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鄢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羡，竟无他怪。

>>SB读史者眼里，读到这段史料第一眼就惊呼荒诞不经、封建迷信、妖言惑众，记录这种怪力乱神记载的作者真是垃圾。

但是一个靠谱的读史者，会第一眼注意到“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这句话。这是汉末时刺史秩级已升至二千石的确凿史料。

2.又《洛阳伽蓝记·城东》：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有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一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这则佛教神话自然是荒诞不经，但是在有功力的读史者眼中，就能读到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南朝佛教好讲经说理。北朝虽许造像建寺，但却不许沿路乞索、得人财物等信息。

3.又如《艺术·僧涉传》：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苻坚叹曰："涉公若在，岂忧此乎！"

包括其他答主提到的《佛图澄传》的求雨史料，结合《桓玄传》对于伪造祥瑞的种种明确记载，就很容易得出十六国君主喜欢引宗教人物列班朝堂，还搞出乞雨这么一出戏的，其实很可能是君主与宗教领袖们心照不宣的双簧，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愚弄百姓的智商，以达到减少社会矛盾的目的。

4.又比如《温峤传》那个著名的燃犀梗，除开那些什么照见鬼族之类乱七八糟的，可以读出温峤是因拔牙感染而死。

总之还有很多很多的，举这些就是想说，如何抓住史料中的关键信息，完全看你的功力。

连《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是研究两晋南北朝的重要史料，《晋书》这点怪力乱神又算什么？

四、关于《晋书》多采小说

《四库全书》直接开地图炮说《晋书》“忽正典而取小说”，只想说一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古人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一点都不严谨，就能跟着自己的好恶乱放炮的，尤其是明朝清朝这两个朝代的，我感谢他们搞考据搞整理作出的贡献，但是只要他们一下结论，一搞评价，那言论就不忍直视，简直就是厕纸水平。（当然是相对于今天史界的客观成体系的认知而言，实在差得太远了。）

先不说真正满纸小说段子的《史记》为什么他们就不黑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双重标准到底几分。

然后就是南宋还是朙朝有个哥们大放厥词说陈寿多遗事实，裴松之注的篇幅是陈志三倍之类的，然而我们随便百度一下都知道含裴注的《三国志》是66万字，不含裴注是37万字，这人张嘴就来，是不是丢人丢到家？

《四库全书》地图炮《晋书》也是同样的问题，说得好像是《晋书》有官修的史料舍去不用专门用小说似的。

首先九家《晋书》九家《晋纪》《十六国春秋》是小说？唐修《晋书》以此为本，显然这些官史或者史书体裁的著作才是《晋书》最主要的来源。不知道他们怎么就一张嘴就《晋书》大部分是小说了，有统计么？有依据么？我都嫌丢人。至于今天抱这种古人评价大腿无脑黑《晋书》的我就更加懒得说了。

其次他们有没有在十八家晋史记载与《世说》等小说冲突时多采用小说而弃史书的证据？依旧是张嘴就来。

《晋书》里有不少段子都来源于小说是没错，但是像笔记小说如《洛阳伽蓝记》，家训体开山鼻祖《颜氏家训》里面都实录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著名事件，行文、完备性这些当然是及不上史书体，但是这些非史体的著作史料价值都极高。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优越感就觉得采了小说就是低人一等的。

至于《晋书》中小说段子的主要来源《世说新语》，这本笔记小说里的很多段子带入那个场景的时代背景中，代入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的性格中，都是毫无违和感的。有些段子还能考证出确凿的事件背景，证明确有其事。《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同样也是极高的，任何研究魏晋的人都不能不读，否则根本不能说自己懂魏晋。

推广而言，墓志、诗文、笔记小说，各有各的阅读方式，只要你对史料的处理得当，有正确的史观，他们都是你了解这段历史的好材料。现在史界越来越重视“墓志证史”“以诗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因为近代史学界才正确认识了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诗文墓志的价值。

五、关于《晋书》的立场问题

必须说一句，对于本家王朝的史书记载，我真心没见过比《晋书》更黑的，或许《二十四史》里都不会有一部史书像《晋书》这样，直接把从大晋从皇帝到开国功臣集团都毫不留情加以批判、直接黑成碳的。这应该算是唐朝初创李世民君臣身居乱世的总结者身份，面对被永嘉之乱颠覆、之后又偏安江左的大晋总体抱持“以史为鉴”“明教化得失”的态度书写这段历史的锅。今天的读史者往往对两晋人物很难有什么好感，觉得是个无人才却世风日下的时代，或许不完全是因这时代本就道德沦丧的问题，唐朝史官有意的型塑绝对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如果说读其他朝代我们要为名臣贤君们“去光环”，那么读《晋书》尤其是西晋时代的传主，我们就必须戴着副火眼金睛去看这一个个人的可取之处。（P.S.司马迁因为被汉武帝给那啥了结果写《史记》经常暗搓搓偷偷黑汉朝皇帝，还无耻帮李陵洗地，结果后人认为他这种因对汉怀有一些私怨而对汉朝皇帝“直书”其过的行为是“史迁之直笔”，真的不懂怎么同样的逻辑《晋书》在古人眼里就不算直笔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贵古贱今。）

而且唐朝史官喜欢寓意褒贬，这是古人受儒学熏陶的传统思想导致的，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人修史比起纯粹的实录，他们更在修史中寄托了褒贬古人以求匡正道义的理想，所以为尊者讳并对历史上的“乱臣贼子”们大加贬低，在他们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并不认为这样造成的记载失实是史德问题。关于这种观念不妨参照一下仇鹿鸣先生的这篇访谈。

陈尚君、仇鹿鸣、唐雯：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

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是他们对着看上去有德行的人大吹特吹，对着理论上【应该贬低】的人无脑黑。

前者如羊祜，如祖逖，如齐王攸，后者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什么贾充，贾南风，王衍，庾亮，殷浩，王敦，桓玄这种的包括宣景文的人品、武帝的宽缓都是被黑得不要不要的，反正读的时候留个心警惕一下，多比照相关列传，搞清官职和上层的政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至于前面提到的《晋书》的价值取向这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还是点到为止算了。

六、其他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唐修《晋书·载记》这种体例设置的独出心裁，既能遵从东晋正统的原则不动摇，又不像《魏书》把南朝直接入列传这样过于轻慢割据时代的敌对政权，给十六国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位。在《十六国春秋》编年体的史料基础上，这也是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这部史书中该有的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

还有就是《晋书》中所体现的民族观也值得称道，在夷狄的传记中与其他部分一样，始终如一地贯彻采用以是否忠于晋室为价值观取向标准，在面对汉人和蛮夷方面是一视同仁的。这个在《段匹磾传》《吐谷浑传》等都有所体现。

最后抱个学者大腿作为总结：

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犹当较胜一筹，其搜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 。”

发现还漏了一个就是古今史家对于“良史”的评判标准问题，实在写不动了，简单来说就是古人觉得言简意赅、三观正、有益教化就是好，今人觉得多多益善、完备是好。如果你是想学古人读史修身读史明志读史以古为鉴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不过对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们来说，更有意义地是如何好好认识那个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