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5

定价:78.00元

ISBN:9787520343961

二

中国古代墓志碑铭无论是传世文集收录的，还是新出土的，都是一种文类，有其专门的书写格式。如《苏轼文集》、《苏辙文集》文稿收录的墓志碑铭都是与其他题材、类型、格式的文书区别开来编撰。墓志碑铭的文字意义是与正史中传记文字类似，是对某人一生功过、典范意义的盖棺定论。两者区别或许在于，正史撰写对于记录、收录哪些人的事迹，是由帝制时代国家控制的价值评价系统和制度化的修史制度决定的。而墓志碑铭的撰写要求就相对宽松一些，或许更受社会层面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评价体系的影响。相同点是撰写者接受着同一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和价值评价系统的熏染，在将逝者塑造成理想人物模型的标准较为一致。然而，正史中的人物传记书写以及人物事迹的采择更多会受到朝代更迭之后，社会层面重建的价值观与后世朝代渐渐定型的价值评价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历时性特征。墓志碑铭的撰写更多是共时性影响，更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氛围和时代价值的影响。

《北宋墓志》一书结构内容显示了“新”与“旧”交互影响、融合的研究取径。第一是将出土墓志当作史料来对待。研究者从出土墓志中提取或是剥离出历史信息，以补正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和错讹。如果我们将出土墓志看作是一类文本，这种研究取径就是重在寻觅保存在墓志中的历史信息。这是传统的出土墓志研究常见的研究取径。另外一种情况，在宋史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较为常见，那就是出土墓志记载的信息，是传世文献所未承载的，因而无法从事传统的史料真伪、正误考辨以及正史补正，现在研究者多怀抱着从这些新发现的，未能传世的新史料来重建部分或整体意义上历史事实的追求。这样的研究理念与追求既是充满着历史想象力的尝试，也是布满荆棘的探索之旅。不过，这样的研究取径在当前宋史研究领域不易实现。《北宋墓志》一书第三章，分别从范仲淹的墓志撰写中的政区名称，与韩琦家族墓志撰写中的职官记述为例，遵循既有的研究取径，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与辨别，并探究这种墓志撰写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对传统的、旧有的墓志研究方法的演练与温习，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拥抱新方法而对旧方法应有的态度。明白了研究方法从“旧”到“新”的发展历程，我们对学术史发展脉络中墓志研究新方法的尝试与意义，才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二是将“墓志”当作“研究对象”来分析、挖掘深层历史信息。这实际上就是将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收录的墓志进行对象化、文本化、文献化处理。我们说的对象化是指从整体上以墓志为研究和分析单元，不再以墓志记载信息涉及对象为划分类别的标准。此前，研究者从出土墓志萃取相关人物信息、制度信息、地理信息、职官信息来重现、重构、重建历史事实。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在研究中还有深入的空间。研究者将墓志当作对象，是一个研究认识论上的转变。那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如何落实呢。《北宋墓志》展示了墓志的对象化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将认识层面对象化的墓志转变为研究层面文本化的墓志。文本化的墓志解读分为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墓志碑铭作为一种文类，在宋代社会文化视野中已经相对程式化、固定化及格套化。这一点与正史传记的撰写体例是一致的。墓志的形成，或者说墓志的制作有着明确而清晰的流程。这也是有些学者对墓志的史料价值评价不高的原因。其实，研究者完全可以从墓志制作的外部视野，探索不同身份等级之人的墓志，是由谁或者是什么制度规定来决定撰写，这些人的墓志都写些什么内容，这些人的墓志又是写给谁来看的。

就是说，这些墓志撰写在结构上、内容上可能相似度比较大，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书写，或许会呈现同质化相当明显的特征。但同时，研究者也发现，具体到个人的墓志撰写，尽管整体上显示着一致性，但内容选择和书写上的差异性还是很显著。这些墓志撰写都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区域背景下、特定墓志撰写者对墓志撰写对象的个人经历、群体交往、社会网络关系的书写。因此，墓志内容上的史料价值确实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研究者完全可以据此来研究当时社会不同区域丧葬理念及实践、长时段内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更迭与国家制度规定的变革。研究者完全可以据此来开展“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学术追求。《北宋墓志》第一章、第四章、附录一、附录二都可以在这样的认识论背景下，来理解其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又如，杨树坤的研究就揭示了神道碑的撰写与国家制度化规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北宋墓志》第三章对范仲淹撰写墓志过程中，政区名称的选择与当时宋朝通行的名称不同进行了分析、阐释。范仲淹在正式的公文类书写中对当时人的任职政区名称记述肯定不会如此，那在比较私人性的书写中却如此表述，我们是不是可以借此了解其文化思想观念隐藏的历史画面。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可以从墓志制作的内部视角，即墓志文本的撰写来分析内部结构和层次的变化，以及将系列墓志文本“文献化”。虽然墓志的撰写已经相对程式化，但具体到某人墓志铭的撰写，不同文本墓志在内容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例如，研究者就发现，传世文献收录的墓志（所谓“集本”）和出土墓志（所谓“石本”）内容构成的板块上和文字上存在的差异相对明显。目前研究大多是根据石本来校改集本，这是在文献研究上遵循着真伪、正误考订的传统,或者着重阐发其文献价值。如果从文本生成过程和文献源流来看，研究者的认识就会不一样。某人身前自写墓志除外，大部分墓志都是墓志撰写对象过世后，墓志撰写者受请托者的嘱托、转交的材料来撰写墓志，完成后交给请托者。请托者拿到文本化的墓志，并不是我们以往没有意识到的，简单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从宋代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来看，请托者都会有自己的考虑，或者认同其撰写，那就直接镌刻；又或者有异议，或者径自改写而后镌刻，或者不愿选用，再另想办法解决。等到时过境迁，墓志撰写者所处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已发生转变，其在编撰文集时，或许一字不动直接收录，或者在新环境氛围的烘托下，再进行修改。这样以墓志撰写对象为中心就形成了系列文本，稿本、石本、集稿的墓志可以视作某人过世后形成的一组文献。这些文献都是真实的，并不存在此是而彼非的情况，研究者据此也能发现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历史信息。《北宋墓志》第二章、第四章就呈现了这样一种研究取径。

第三是将“出土墓志”当作“多棱镜”，力图以此来印证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以及重构消失的历史事实。墓志是时光的见证，通过墓志传递的、保留的、隐藏的信息，能解决很多的历史疑问。这也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墓志研究的新趋势。在墓志能够补充大量历史信息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研究者展示的历史技艺愈发成熟，切入角度的巧妙和探寻目光的深邃，令学界和大众都感受到历史学的魅力，必须要承认令人惊叹不已。《北宋墓志》第二章对宋真宗刘皇后历史形象的讨论，就与正史记载联系起来。第五章对孔道辅身前事迹和事后评价的连贯性讨论，展示了从历史事实研究扩展到历史认识研究的过程。历史事实研究指对既往发生事实的尽可能重现，而历史认识研究则是探寻当时人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的形成原因、影响的分析与阐释，以及对当时人和事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当代历史研究虽然在努力追求探寻历史事实，但更多如意大利史学理论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映的是当代人的历史认识（[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一编《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页。）。既往研究中恰恰较少注意到历史上的历史认识。《北宋墓志》第六章就宋史研究中的疑难论题，范仲淹、吕夷简的“结仇”与“解仇”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揭示了时代氛围、政治环境及墓志撰写者的历史认识对墓志撰写的影响。本章也考察了宋代当事人范仲淹对所谓“结仇”的历史认识，揭示了当时人对欧阳修撰写神道碑的历史认识，也呈现了当代研究者的历史认识，三层论述，层层递进，可谓异彩纷呈。至于说，范仲淹、吕夷简在身前到底有没有和解，欧阳修在两人身后撰写的神道碑中，认为是和解了，由此引发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的时刻，范家、吕家、欧阳修及未出场皇权等攸关各方的历史认识及分歧，到底谁是谁非已经难以寻觅。研究者其实更需要关注是，以及由此觉察到、意识到当时社会思潮及隐身于其后的国家层面舆论、价值导向的转变。这或者是传世文献或隐或显、记述隐匿或者含糊不清的历史进程的诸多面相之一。

说实话，研究者都是从墓志记载的历史信息来反向重建当时的历史进程。然而，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来讲，我们应该这么看，历史进程以浩荡之势，涵盖着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其影响力渗透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之间，这些影响到、制约着墓志碑铭的撰写。墓志碑铭的撰写必然先天性的受到这些虽未明言，但事实上无处不在的背景因素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墓志来重现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过程以及重建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以部分、片段的信息记载来努力重现历史情境、努力返回历史现场，这是一场有趣又充满着挑战的尝试。

三

以上文字我们简述《北宋墓志》一书展示出来的研究新趋势。此书的学术史意义，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说说。第一，墓志在研究中不再被抽离出其历史现场、历史情境。既往研究也很精彩，但以现在的历史认识论来看，总归是将墓志进行“悬浮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径包括但不限于墓志研究。《北宋墓志》展示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要将研究对象放回到历史进程中、历史现场、时代氛围当中来理解。

第二，宋代传世文献恰好处于数量极大丰富，但尚未对历史进程进行全覆盖的阶段，墓志对历史信息的记载在史料上的价值还很大。宋代墓志的研究所能补充、重现的历史画面确实不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那样精彩，但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到墓志文本的生成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者在使用时确实无法如宋史研究者一样依托文献源流进行比较、对勘，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想，这或许是《北宋墓志》及其他宋代墓志著作在方法论层面已经历从其他断代研究汲取方法后，到现在能够溢出既有研究领域，并反馈学界。或者说，宋代墓志研究已经从研究方法的输入扩展到研究方法和视野的输出阶段。中国历史研究就应如此，在守护传统“家法”的基础上，却又知道变通，不保守门户，开放创新，不断学习，不断输出。中国学术共同体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总体上的多元学科、专业之间的互相借鉴和交流是不断将研究推向深远的必由之路。

我们希望看到反映新、旧历史研究方法融合的创新性著作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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