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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野史·影视史

正史·野史·影视史正史·野史·影视史

倘若时下有一个年轻人有兴趣和你探讨历史,很可能是他讲得眉飞色舞,有根有据,你听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的史料、观点,寻根问底,全是影视剧中来的,而且多是那些极不靠谱的影视剧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官家组织编写的《二十四史》外,还存在着许多虽不见经传却丰富多彩的民间历史;如果《二十四史》叫“正史”的话,民间历史就叫“野史”。

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权威也更可信,要是想查查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次科考选拔了多少举人、进士,还是看正史更可靠。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为尊者讳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就给野史提供了生存与发挥的空间,并由此决定了野史的可读性强、贴近生活、生动有趣、反映民意时俗等特点,当然其可靠性与真实性也要大打折扣了。

历朝历代都有野史,记录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许多学者都喜欢读点野史。鲁迅先生不仅喜欢读野史,而且对野史评论也不低,他仅十五岁到十七岁读到的野史便有《曲洧旧闻》、《窃愤录》、《玉芝堂谈荟》、《鸡肋编》、《明季史汇编》、《南烬纪闻》、《辍耕录》、《酉阳杂俎》、《容斋随笔》、《池北偶谈》等,他的文章中也多处引用出自野史的材料。1925年,他在《京报副刊》上连载了《忽然想到》的系列文章,其中言及他从《立斋闲录》等野史中知道了皇帝的凶残,于是,将憎恨从张献忠转向永乐皇帝。他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甚至比明季“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

毛泽东也极喜欢看野史,《容斋随笔》就是他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

一般来说,正史记大事,野史记小事;正史记“好事”,野史记丑事;正史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野史无规无矩,嬉笑怒骂,各有千秋,各存利弊。那么,一个研修历史的人,只要学好正史,再适当辅以野史,互补互证着去看历史,也就对中国历史掌握个差不多了。

可是没想到,当历史进入信息时代后,又突然蹦出来一个“影视史”,即用影视等可视的媒介表现的历史。也就这一二十年的功夫,“影视史”已与正史、野史成鼎足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视史”的影响正越来越大于正史与野史,很多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拜“影视史”所赐。而各种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却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胡编乱造的,也有戏说恶搞的。在《戏说乾隆》里,乾隆成了飞檐

走壁的武功高手,爱民如子的模范公仆;《戏说慈禧》里,慈禧与太监李莲英勾搭成奸,怀孕流产;《汉武大帝》里,大炼仙丹、重用方士的汉武帝被美化成“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焦裕禄式好干部;《雍正王朝》里,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文字狱的主谋雍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贤达、最中庸、最孝悌、最有人情味、最关心知识分子的皇帝;此外,努尔哈赤大写毛笔字,康熙和苏麻喇姑爱得死去活来,吴三桂成了敢爱敢恨正气凛然的热血男儿,诸如此类的荒唐戏说数不胜数。一些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观众只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影视史”说什么就信什么,久而久之,历史说不定就真成了“影视史”。

怎么办?不让人拍摄历史影视剧,不现实;不让人通过看影视去了解历史,更不现实。况且,现在不是有一种颇流行的观点,“让学者去读书,我们看电视就行了”,在普遍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中,不读历史书更是首当其冲,正史也好,野史也罢,没时间读,也没兴趣读,因为读了没用,考试升级用不着,评聘职称用不着,读他干吗?

于是,倘若时下有一个年轻人有兴趣和你探讨历史,很可能是他讲得眉飞色舞,有根有据,你听得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因为他的史料、观点,寻根问底,全是影视剧中来的,而且多是那些极不靠谱的影视剧。你不得不惊叹“影视史”的力量之强大,影响之广泛,而且忧上心来,很自然会想到一个词:数典忘祖!(1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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