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从学界到网络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就是李世民篡改了历史。进而就是与李世民相关的历史全是假的，他在统一战争中的辉煌业绩是假的，贞观之治也掺了水，而李渊和李建成其实都很牛。而这种观点的产生，除了那些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臆测外，唯一的史料依据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所以，介绍一下这部著作对弄清这段历史，消除有关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开国名臣温大雅所撰。记录了起自李渊到太原任职终于李渊称帝之事。全文仅三万余字，叙事简略，重点全在李渊。长期以来，未为史家所重视。在本人目力所及者，较早以此书质疑正史者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剑桥中国隋唐史》，一部是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两部书均认为由此书可知李渊、李建成的能力与功绩当不凡，应是太宗登基后对二人有所贬抑，对太宗本人的作用有所夸大。但两部书也并未因此而否定太宗。大概是在此基础上，一群好事之徒将其观点大而化之，对唐太宗大加攻击，甚至彻底否定。而一群不明真相者又随之唱和，以至于网上多有否定唐太宗的声音。为正本清源，有必要将《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这部书介绍给大家。

一、《起居注》的史料价值。这部书所记录内容时间段较短，根本无法用他佐证唐朝建立后统一天下的事件。记事重点唯在李渊一人身上，对其他人的描述过于简略，使人很难由记述内容清晰了解一些重大事件全貌。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该书对李渊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明显有为李渊隐恶扬善，曲笔极多。为杜反驳者之口，我们不将它与正史比较，而只指出该书之内相互矛盾的明显不实之处，以为证明。一是隋炀帝被困雁门，李渊肯定未为解围做出重大贡献，但书中却强调了李渊在此事中的起到了作用。二是在李渊借兵于突厥事件。该书称李渊致突厥书用“某启”，且当有人反对时，他又有“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之言。 由此足证其向突厥称臣的事实。但温大雅不仅未直书此事，而且在记录突厥酋长康鞘利来唐时还讲：“帝每见，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藩臣之礼。”此显然自相矛盾。再如该书记李渊于马邑“简兵胡俗”破突厥事时，竟称：“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但据同书记载，就在当年，突厥便又“数侵马邑”。以此，则其前后不到半年，突厥便已“南入”。翌年五月，又有“突厥数万抄逼太原”。足见“突厥丧胆，不敢南入”之说为溢美之曲笔也。此外，还有如高祖方起兵便有“紫云见于天，当帝所坐处，移日不去”的荒唐记载。由此可见，该书所记并不严谨，曲笔处极多。其本身史料价值就不高，单纯以之否定正史，恐说服力不足。

二、该书内容并不足以证明李建成有超李世民能力与战功。首先，该书证明了太原起兵前夕，李建成确实不在太原，而在河东。得知李渊太原举义后，才丢弃了五弟智云等与李元吉仓惶逃往太原。需知当时天下已乱，平阳公主以女儿之身尚能招聚豪杰，聚众成军，以待义军到来。而李建成如果才智过人且早有准备，何至于仓惶逃窜。至于在进军关中的途中，李建成所做之事，大多有李世民在身边，以至于书中总是将“大郎”“二郎”并提。那么二人谁在起主要作用？需知当时建成为左军都督，位在右军都督世民之上，又是大哥，应是主将之位，其时如果世民未起到重要作用，记事时完全可以不必提世民。此外，书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说明问题：

李渊举事后令二子取河西时，曾“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努力。’”这段话已清楚地告诉人们，李渊与起兵之初所以一再在实战中并用建成、世民为将，就是要考察一下他们的能力，以便从二人中选出未来的三军统帅。而结果是，自武德之后，统兵出征之事便成了唐太宗的专利。这足以说明，李渊是选择了唐太宗而不是李建成，进而证明在此前的一系列事件中，李世民的表现更为出色。当然，有人认为，当时李世民所以常统兵征伐四方，是由于李建成作为太子，不宜再统军出征，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群雄争天下之际，成王败寇，决乎一战之间。在此时，不要说太子，即使需皇帝亲征，也无可推辞。唐之前的刘邦、刘秀，唐之后的柴荣、赵匡胤、朱元璋，哪个不是屡次亲统大兵出征。还有与李渊同时的薛举、举仁果父子，王世充、王玄应父子，不也是皇帝、太子吗，他们率兵出征也是常有之事。事实上，李建成在做了王世子和皇太子后，也都曾统兵出征过。更何况，如果真有必要，也可以暂时不立李建成为太子。故此说不能成立。李渊所以将统兵出征的任务全交给了唐太宗，绝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李建成绝对是略逊一筹。

三、《起居注》的内容并不能证明正史在胡编乱造，恰恰相反，它正好印证了正史的真实性。《剑桥中国隋唐史》与《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正史的相关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正史记载太原举义是李渊在李世民推动下的被动之举，二是正史记载中，义军到达霍邑后，天阴久雨，无法攻城，此时又传来刘武周来攻太原的消息。于是李渊决计退兵回太原，只是由于李世民百般劝说，方才打消了退兵的念头。此事乃是义军得以成功的关键。应该承认，正史在这两事件中，确有夸大李世民作用的成份，但并未出大格，更未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这只需认真分析《起居注》，即可发现端倪。在《起居注》中，确实将太原举义之功归于李渊了，但其中有一段记载，却可让人探知真相。刘武周造反后，隋炀帝要治罪李渊。《起居注》这段对李渊的描写，似乎他胸有成竹，早已有意造反，只是因为世民兄弟未在身边，才未动手。然而，当后来朝廷赦免了李渊，他便立即打消了造反的念头，而且也没有设法将李建成兄弟姐妹招到太原。这说明李渊在造反的问题上，至少是犹豫不决的。而《起居注》在这一问题上显然为美化李渊作了曲笔。在霍邑城下是否退兵的问题上，《起居注》也没提李渊要退兵的事，但却记载了李渊讲的两句话。一是当时李渊在众将商议进退之计时讲：“借遣吾当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后来经过建成、世民的劝阻他才决计继续进军，并讲： “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观此两句，李渊当时岂非动了撤军的念头！只不过后经建成、世民劝阻，才改变了主意。这里，《起居注》作者温大雅显然是又为其主子做了曲笔。与正史所载不同的是，当时李建成也与世民一同劝阻了李渊，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上述可知，正史中虽对李世民在创建大唐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夸大，但《起居注》为凸显李渊的作用，所做曲笔更多，其记载更经不起推敲，故其史料价值比正史正差。而正史所载，最多也就是矫枉有些过正而已。仅凭此书记载就对正史中关于李世民的功勋予以否定是草率的，不公允的。

还需指出的是，西方汉学家是置身于中国文化之外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的站位和视角很容易让他们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这是中国学者所要认真吸取的。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置身事外，就使他们很难对中国文化的细微处有深入、精确的把握，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此外，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始终存在着一种俯视的心态，对于一个足以让西方的历史巨匠们相形见绌的中国伟大帝王，他们必然下意识地不愿承认。所以，他们宁愿赞美隋文帝，却不愿承认唐太宗。因此，找出种种依据来贬低他，这也是难免的。唐太宗是中国史上的伟人之一，是民族精神标志性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应予以应有的尊重和倍加维护，而不应无端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