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4岁的爱因斯坦前往美国,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2年。在那里,他每天的日常始于从位于莫瑟街115号的家中悠闲地踱步到研究院的办公室。
后来,他散步去办公室的路途常常有一个年轻人为伴。一路上,他们用德语兴致勃勃地交谈,又在晚些时候回家的路上继续这种交谈。路人大多不知道这个西装笔挺的人是谁,但爱因斯坦称他是他的“同伴”,一个“像他一样,单枪匹马就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的人。
这个年轻人就是库尔特·哥德尔。他常被人称为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1931年,哥德尔发表了改写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规则的不完全性定理,那一年,他才25岁。如果说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颠覆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知,那么哥德尔就颠覆了我们对抽象的数学世界的认知。
1933年,当两人相遇时,关于哥德尔的才华横溢一事仍只小范围地流传于学术圈内;而54岁的爱因斯坦,早已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了。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巨匠。
爱因斯坦曾对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博弈论的创始人之一)说,他去研究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能和哥德尔一起走回家。这两个人能成为朋友一点也不稀奇,作为同是纳粹德国阴霾下的难民,他们说的是共同的语言,也都遭受过历史的残酷。一位是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一位是后生可畏的数学家,他们都有引领学科和超越自我的知识和勇气。
然而,他们在科学上的惺惺相惜却源自于深刻的个人差异。
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坚不可摧的自信的人,他合群而善交,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而哥德尔则严肃、孤独且悲观,他曾在争议面前退缩,经历过两次精神崩溃。爱因斯坦是位热情洋溢的业余小提琴家,他热爱贝多芬和莫扎特;而哥德尔则有着全然不同的兴趣,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在饮食上,爱因斯坦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对德国料理的喜爱;哥德尔则以黄油、婴儿食品和泻药维持度日。
尽管在生活上他们如此不同,但他们却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在辉宏的科学成就中,他们二人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相互求助,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无法求助于其他的任何人。
哥德尔似乎对爱因斯坦的名声毫无畏惧,他敢于地挑战爱因斯坦的想法。据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回忆,哥德尔是当时的同事之中唯一一个与爱因斯坦平等相处的人。
哥德尔认为,数学的抽象就像桌子和板凳一样真实——这样的观点被哲学家视为天真可笑。但哥德尔和爱因斯坦都坚信,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但世界仍是理性组织的,人类可以去理解它。
或许也正因为二人在思想层面上的这种统一与孤独,让他们从彼此的友谊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我们无从知道在漫步的途中他们都说过些什么,但物理毫无疑问是他们极有可能谈论的话题。哥德尔精通物理学,他和爱因斯坦一样不相信量子理论,但同时他又对爱因斯坦想用“统一场论”来取代量子理论的愿望持怀疑态度。
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吸引他们的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跟现实的最基本元素有关的问题。
在哥德尔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中,时间的本质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他想知道,这样一件“神秘而又似乎自相矛盾”的事,是“如何成为世界以及我们自身存在的基础”的。而这正是爱因斯坦的专长。
作为爱因斯坦的散步伙伴,哥德尔有幸从爱因斯坦本人那里学习相对论的精妙之处。爱因斯坦已经证明,时间的流动依赖于运动与引力,“过去”和“未来”的划分是相对的。而哥德尔则采用了一种更为激进彻底的观点:他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
哲学家一直提出这样的论点,无论是古代的巴门尼德,还是十八世纪的康德,亦或是二十世纪初的麦克塔加特,只是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
哥德尔不满足于口头上的争论,他想要一个严谨而确定的数学证明。就这样,他在相对论中看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1949年爱因斯坦70岁生日时,哥德尔向他展示了自己的观点。
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可以用多种方法求解。实际上,每一种解都是宇宙的可能存在模型。爱因斯坦基于宇宙是永恒不变的这一哲学基础,对他的方程进行了修改而得到了一个模型(但后来,他承认这一做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第二种解则是对应于宇宙从某个时刻诞生的膨胀宇宙模型,也就是后来的大爆炸模型。
但哥德尔提出了爱因斯坦方程的第三种解,他认为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在旋转。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是阻止一切物体在引力作用下坍缩的原因。
哥德尔指出,这个旋转宇宙的真正怪异之处,是它的几何形状混合了空间和时间。通过在火箭上完成一次足够长的往返旅行,旋转宇宙中的人可以回到他自己过去的任何一点。
爱因斯坦并不满意哥德尔的这种解,他认为自己被哥德尔的宇宙“扰乱”了。
哥德尔的结论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到,直到后来,一名哲学教授Palle Yourgrau对哥德尔的宇宙表达了热烈的拥护。
这件奇异的宇宙之礼是爱因斯坦在他人生的暗淡时期收到的。那时,他对物理学的统一理论的追求被证明是徒劳的,他对量子理论的反对使他逐渐偏离了物理学的主流。家庭生活也没能给他提供多少安慰。爱因斯坦的朋友圈子缩小到了只有哥德尔等少数几个人。
1955年3月,他向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吐露:“人们对我毕生工作的过分尊敬,让我感到非常不安。这迫使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意识的骗子。”一个月后,他去世了,享年76岁。
当哥德尔和另一位同事去他的办公室整理论文时,发现黑板上写满了没有出路的方程。
爱因斯坦死后,哥德尔变得更加孤僻。他尽量避开人群,不与人直接交谈。对于世人希望给予他的荣誉,他甚至表现出唯恐避之不及。
不过1953年,他出现在了哈佛大学以领取他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不完全性定理”被誉为过去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数学发现。1975年,当他被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时,他拒绝前往华盛顿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在白宫会面。
他时有幻觉发作,伴随阴郁与恐慌。最后,他的朋友形容他看起来就像“一具活着的尸体”。
他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医院。入院两周后,在1978年1月14日,他死于饥饿。死亡证明上写着,死因是“人格障碍”导致的“营养不良和精神不振”。
或许,哥德尔和爱因斯坦的晚年都有些悲惨与徒劳。在哥德尔生命的最后,他告诉一个密友,说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顿悟,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但这种顿悟从来没有来过。
爱因斯坦也无法与时间划清界限。在一封写给朋友的遗孀的信中,他写道:“对我们这些相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隔,只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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