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翻开《王氏之死》（[美]史景迁，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的第一页，就被一幅图深深地吸引了——一幅取自《郯城县志》的郯城地图。我对这种古简笔画有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里面充满了神异的气氛。河流的笔法是用传统的官府公堂里面的壁画——《青天海日图》里海水的画法，一圈一圈的波纹带着古朴，让人联想起河神、水妖、蛟龙和避水珠；山丘采用的也是通俗的三五笔勾勒的笔法，配上神异的名称：神山、芙蓉山、卧虎山、由余洞……莽林、绝景、隐者、绝世武功和海外仙丹浮现眼前。还有许多庙、墓、坛、祠、堡、冢、埠，古代的浪漫扑鼻而来。

但在之后的阅读中，这种神异和浪漫逐渐被销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图画背后被放大的悲凉、麻木和残忍。

史景迁毕竟是出色的汉学家，句子构造迥异于大多数外国作者，言语相当简练，起码从本书引用的大量《聊斋志异》的段落来看，作者对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是稔熟于心的。但是，史景迁毕竟是外国人，毕竟未曾在那个懵懂的年代生活过，他对当地人（应该就是农村人）的描写像是用摄像机摄下的无声镜头，很苍白，像是木偶，缺乏乡土气息。其实这一点，即便是中国人也做得不尽如人意。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尽是口吐文言的“文人”——村民哪得如此文绉绉？到了鲁迅用白话写祥林嫂才显得真实了一些，却还是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才真正地用了眼睛去看、用了耳朵去听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声音。

说实话，看完之后，并没有多少阅读的快感。整本书的基调都相当波澜不惊，间或带着沉重。作者的语言也平淡而透着哀伤，就连一些相对的高潮，比如黄六鸿与恶霸王三的对决，都写得像黑白镜头，平淡无奇。书中还时不时地把事件牵扯到艰涩的律法上，让刚刚进入故事的读者又回到现实中来。书中最美的部分还得数引用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段子——充满了幻想、理想、调侃和梦。当然，书的结尾处史景迁为王氏之死编织的梦也十分美，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一个封建妇女内心的憧憬和挣扎。

但这也许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就是要用这种笔法和基调，将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让人触骨地感受小地方小人物的麻木、挣扎、愚昧和无声的振聋发聩!

小民的苦楚是历来不入籍史册的，哪怕是野史，都很难找到针对一个普通的黔首的描写，因为古人向来用了扬善避恶的春秋笔法写史。我们看到的史料，即便是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只将眼光投向了王侯将相和一些奇人轶事，人人都认为只有这些事才有流传下去的价值，谁都不肯关注那些真正养活着王公贵族的平民百姓，他们受苦受难，默默无声地纳粮赋税，却很少得到回报。书中提到：本书很多内容取自《郯城县志》。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纂工作制度，但大多数地方资料都未保存下来。为什么？因为县志除了县长看看，再不被谁关注，自然就亡失了，而这些资料才是真正深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好途径。即便有人偶尔读到了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一个过客的匆匆的视角，不肯认真地看看一个具体的人：“窃照郯城，弹丸小地，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屋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微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心酸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这种套路套话，见诸众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速变化的年代，层出不穷和眼花缭乱的事物让人兴奋而且浮躁，常常忘却了历史。比如我常常不能想象电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事物，总以为是从来就有的。历史课本上的文字，也仅仅是文字而已，难让人身临其境。清明节那天哲学系的同学们举办了个“缅怀烈士”签名活动，我路过的时候被不分皂白地拉去签名，我问为什么签名，他们指海报给我看：“我们的壮士浴血奋战……精神永存！”这样的文字让人眼睛都长茧了，哲学系的同学们却完成任务似的拉人去签名，真的很讽刺。

回到书中来吧。仔细看看这些从未被主流社会正眼看过的角落和人民。郯城，山东一个小县，据记载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年福祉，六年灾祸。其实哪有什么福祉，不过是没有强盗来抢，没有起义暴乱，没有清军入关，没有地震洪涝干旱蝗灾能够稳稳当当做奴隶而已！灾祸呢，是吃饭一样的常事：兵匪洗城（凡大兵将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可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益于盗者，特不敢轻杀人耳），地震蝗灾干旱洪涝，郯城人民苦不堪言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并未造反！依然纳税，依然在这个残缺的世界里挣扎生存。黄六鸿的回忆录写道：“郯城民众原不知有生之乐，轻生者甚多。”让人感觉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县志中也极少提及全国性的政治变革，清军入关掌政也似乎并未对郯城造成什么影响，县里更是半个秀才也没出过。平添许多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