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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众所周知,然而早有不少学者指出盘古开天地的出处最早是三国时期的《三五历纪》而且可能是受到南方少数民族神话影响。中国上古神话如《山海经》中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造物主,即使是代表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帝喾,帝俊,黄帝等,也可以明显天帝看出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天帝是好几个人轮替。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文明古国,但历史文献中的神话资料却最为贫乏,创世神话尤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杜维明先生就认为,缺乏创世神话是“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认为中国有创世神话的学者,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国现代各民族的创世神话,至于古代中国的创世神话,较完整的只能举出盘古开天的故事,盘古创世故事始见于三国时期,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它来自印度,非中国所固有。该文证据颇坚,要驳倒它不太容易。暂且不论盘古本是华人还是洋人,他的晚出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传世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确找不出像盘古开天那样完整的创世神话,而只能举出羲和生日月、女娲造人补天等三言两语的记载。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创世神话的残余片断,完整的文本仍告阙如。传世典籍,屈指可数,举证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希望,可寄托于地下考古资料。
一、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文本长沙楚帛书。
出土于1942年,出土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写作年代当与此相同或稍早。楚帛书出土后数易其主,观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1966年,大都会博物馆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图文清晰,成为学者释读楚帛书的主要资料依据。经过众多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楚帛书文字上的分歧已经不大,已基本上可以通读。
楚帛书为四方形,中间有两组文字,一组八行,一组十三行,两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阴阳鱼,四边还有文字,并配有彩色绘图。中间八行者称甲篇,中间十三行者称乙篇,四边的文字与绘画称丙篇。本文要讨论的是甲篇,今将其全文释写于下。
楚帛书甲篇释文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血□雨走(震),居于睢□。劂□亻鱼 亻鱼 ,□□□女。梦梦墨墨,亡章弼。□每(晦)水□,风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王出(娲),是生子四。□是襄而土 戋,是各(格)参化法□(度)。为禹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益、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木然,四曰□墨干。千有百岁,日月□ 生,九州丕土旁(平),山陵备血 矢(亻血 )。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孚 文 (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血矢( 亻血),则毋敢蔑天灵,帝□乃为日月之行。共攻(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乱作,乃□日月,以传相□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 。
根据上面的释文,兹将其大意表述如下: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下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木然,老四叫墨干。一千数百年以后,帝□(俊)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
由上可知,帛书甲篇是很标准的创世神话,在现有的中国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确的创世神话,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楚帛书是典型的阴阳数术之书。阴阳数术之家一般要具备两方面知识:一是形而上的理论,二是形而下的方术。他们的理论除阐发阴阳五行学说之外,还得解说宇宙的由来,寓理论于故事之中。在楚帛书中,甲篇只是引子,主体内容与当时的主要功能都在乙篇与丙篇。李学勤先生称乙篇为《天象篇》,丙篇为《月忌篇》。《天象篇》讲异常天象,预示人间某种灾难,人们要根据天象采取避灾的办法。《月忌篇》讲每个月的宜忌,而以忌为主,教人每月行事如何趋吉避祸。这两篇都是历忌书,即以历法说宜忌,犹近代的历书,很有实用价值,是当时的流行读物。甲篇讲的是宇宙形成的故事,可称为"创世篇",似乎大而无当,但是,帛书作者种豆得瓜,这个开场白是帛书中最有历史价值、最能传世的部分,它为后人保留了华夏民族的创世神话,而且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更为难得的是,与现代中国各民族流传的创世神话相比,它保留着更多史前神话的旧痕与原始思维的特点,而且更富有中华文明的固有特色,又带有楚文化的地域特征。
二、帛书甲篇的原始性、民族性、地域性
帛书甲篇创世神话的原始性,首先表现在创世次序与叙述重点上。
帛书甲篇的创世次序是:第一段基本上是写地;第二段先写日月的诞生,再写天盖的制作、旋转与加固,基本上是写天;第三段主要写共工氏制定历法。此外,它写得最多的是山,"山"字共出现四次,是全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自然物。怎样理解创世顺序先"地"而后"天"?我们知道,史前先民造字,都是先造土、山、川、日、月等字,然后才考虑天字。这是因为,天很抽象,离人类最遥远。倒是天上的日、月、云、雨,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与土地更是须臾不离。因此,在古希腊创世神话里,先有大地之神,然后才有天空之神,后者还是前者所生。在殷墟卜辞里,有祭土、祭日、祭云、祭雨,而没有祭天。《山海经》有祭地、祭山,也没有祭天。另据笔者研究,良渚文化玉璧不是祭天礼器,良渚文化还没有赋天以神格,也没有祭天的礼俗,相反,祭地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祖先是先祭地然后才祭天的。
在史前先民的心目中,山的地位是非常崇高而神秘的:高山插云,日月星辰出没其间,高山是天的实体部分,是天的根据地。在《山海经》里,所有的"帝"与"神",都住在山上,"帝都"也建在山上。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也都住在奥林帕斯山上。悬空的天堂、天庭是后来才产生的,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才能创造出来。在上古时代,人们还不会把理想寄托于渺茫的天空,而是寄托于天空中的高山。《离骚》的灵均,上天求女,以昆仑、悬圃等高山为目的地,他"哀高丘之无女",不是哀天空无女。殷墟卜辞与《山海经》有祭山而无祭天,情理即在其中。现代中国有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里,山的地位也比天高。在帛书甲篇中,山字出现四次,频率最高,情理也在其中。
在中国上古时代,高山有个特殊名称,叫"昆仑"。《尔雅·释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成者,层也,重也。"三成"谓其高,凡高山都可称昆仑。在《山海经》里,"昆仑"出现二十次,分属八处,东南西北中都有。高山为什么都可以称"昆仑"呢?笔者认为,"昆仑"是"混沌"的对音。昆、仑、混、沌,上古音都在元部,"昆仑"与"混沌"都是迭韵联绵词。天地未分称"混沌",天地分离以后,仍有高山连接其间,它是"混沌"时代的遗存,故音转为"昆仑"。在先秦,"昆仑"还不是具体的地理名称,而是神话概念,是天地柱的意思。由于是天地柱,"昆仑"不但有"山"、有"丘",而且有"虚","昆仑虚"在地面,甚至在地下。
高山是天地柱,是宇宙的栋梁,当然非稳定畅通不可。山陵安静,天地才能安静;山陵畅通,天地才能畅通。帛书甲篇四次写山,三次赞其畅通("疏"),一次赞其稳定安静("□")。
总之,帛书甲篇的写作次序与重点选择,符合远古先民的思维规律,说明它还保留着史前创世神话的基调。
但帛书甲篇写于战国时期,不可能是纯粹的史前神话。殷墟卜辞只有春秋二季,帛书甲篇有"四时"。第一段四神名字以青、朱、白、黑配四时,与《尔雅·释天》、《尸子》、《汉郊祀歌》相同。第二段的青、赤、黄、白、黑五色木,与五行说的颜色相同。这一切说明帛书甲篇已被染上阴阳五行的时代色彩。这是很自然的事,毫不足怪。难能可贵的是它居然还能保留着史前创世神话的创世次序与叙事重点,从而反映出原始思维的规律。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有不同特点,不同类型,帛书甲篇的创世神话可称为"生殖型",其创世活动从伏羲"取"(娶)妻开始,谓早在混沌时代,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四子代表四时,四子又造了地,然后造了天。伏羲与女娲,不但先天地而存在,而且天地也是靠他们所生的四子而营造出来。这里,宇宙似乎像个家庭,一切都从婚姻开始。这个开头实在太富有中国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宗法制度突出,家庭观念特强。帛书甲篇一开始就显露出中国文化的这一根本特征。
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大多只谈空间的形成,很少谈时间观念的形成。楚帛书甲篇兼说空间与时间的由来。甲篇第一段最后部分谈四时的形成,第三段几乎都在谈时间观念(历法)的形成。大谈时间观念的形成,是帛书甲篇与世界多数民族创世神话的不同之处,这可能与中国农耕文化特别发达有关,也与楚帛书是历忌书有关。
太阳的东升西沉、朝出夕落,是人类祖先建立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最重要的依据。因此,世界上(尤其是西方)不少民族都奉太阳为创世主与至上神。帛书甲篇兼谈空间与时间的形成,却几乎完全不提太阳的作用。太阳在第二段才出场,而且是由帝俊所生。第一段最后说:"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未有日月,四神竟然也能定出岁与四时。第二段开头,"日月俊生"后,大概因带来光明,使九州太平,山陵安静,此外别无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要归功于帝俊。帛书甲篇对太阳如此轻慢,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自然神地位不高,祖先神压倒一切,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突出特点,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界碑。这一特点,早在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期就已显露出来。例如,良渚文化许多玉器刻纹,都是祖宗神居中,而且刻得很大;太阳神都在边角或下方,而且刻得很小。《山海经》里有许多"帝"与"神",都属人间祖神,太阳不但没有"帝"的头衔,连"神"的称谓都阙如,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自然名字:"日",而且基本上只有自然形象,没有超凡的神性。
在帛书甲篇里,参与创世的有伏羲与女娲以及他们所生的四子(四神),还有禹、契、俊、炎帝、祝融、共工。他们全部是人间祖先神。被创者是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则(历法)。可见,在帛书甲篇里,是人类创造自然,不是自然创造人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人本主义特色。
楚帛书甲篇写的不是楚国历史传说,除了祝融,没有一个是楚的先人,它写的是当时的"天下",是全"天下"的创世神话。另一方面,这个全"天下"的创世神话是楚人所写,这使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楚文化地域特色。《易·系辞下》记述历史,首举"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接着依次举了神农氏、黄帝、尧、舜。除包牺氏外,没有一个人物与楚帛书相同。这或许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差别。帛书甲篇第一节写禹与契,他们分别是夏、商民族的祖神,《楚辞·天问》也着重写夏、商民族,对鲧禹寄情特深。帛书甲篇第二节以"日月俊生"开始,以"帝俊乃为日月之行"结束。帝俊的名字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山海经》,而且是《山海经》里最重要的天神。《山海经》与楚帛书都是南方人的著作,都崇拜帝俊,而中原文献未见帝俊一字。又,帛书甲篇第三段专写共工一人。中原文献中的共工,是个凶顽之人,更未见有推步历法的记载。楚帛书把他专列一段,令人瞩目。其实,共工制历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原典籍无此印痕,而《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生岁十有二,即生了十二个儿子,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上古时代,历法职司,往往是一家世袭,噎鸣管历法,也即共工管历法。看来,楚帛书与《山海经》的关系,要比与中原典籍的关系密切得多。
三、中国创世神话的民间遗存
虽然楚帛书甲篇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但在现有先秦文献中,它并不是绝无旁证。《楚辞·天问》开头写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屈原提出这样一连串问题,当不是个人无中生有的奇思异想,而是对当时流行传说的发问。他以问词的方式证明当时创世神话的客观存在。
民族学资料表明,创世神话的产生与流传都具有全民性质。它的主要传承者是巫师,主要传播途径是宗教祭祀活动,因此,庙宇祠堂往往是创世神话的重要载体。东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在介绍《天问》的由来时说:"屈原放逐,忧心愁瘁,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此处,谓楚国先王公卿的庙堂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信而可征,近人潘啸龙、萧兵诸君已证明王逸此言可以凭信,这里不必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创世神话是庙堂壁画的重要内容,王逸所说的"天地"应指开天辟地。
王逸之子王延寿撰《鲁灵光殿赋》,记载其壁画内容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瑶妃乱主……"鲁灵光殿壁画,先画鸿荒开辟,次画黄帝唐虞,后画三代时期,与《天问》的内容次序大体相同。其"上纪开辟,遂古之初",当是中国古代宗教性历史传说的常见开场白。中国神话先秦盛于汉代。灵光殿建于西汉,所在地山东又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儒学发祥地,此时此地的灵光殿,还画有"开辟"故事,那么,巫风甚盛的战国时期的楚地庙堂,更应该画有"遂古之初"的"开辟"故事。
建于东汉的山东嘉祥武开明祠(《金石索·石索》)、武梁祠(《汉武梁祠画像录》)、武班祠(《金石索·石索》),也有伏羲女娲画像。1949年以后发掘的汉墓,更有大量伏羲女娲题材。与其它题材画比较,伏羲女娲交尾图的位置最为显要,"多刻于墓门、石柱、主室顶石、石祠山墙上层、墓壁上层等高处或显要地位。而且伏羲与女娲都是"手持规矩",或"手捧日月"。手持规矩应是创造神的象征,手捧日月应是宇宙主宰神的象征。有些伏羲女娲交尾图还伴有四神画像。在帛书甲篇里,四神是伏羲女娲的儿子,是四时的代表,是经营天地的大神。《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的神性不只是造人,而是化生万物。《说文》作者是东汉人许慎,这说明直到东汉,女娲还保留着创世主的身份。汉祠、汉墓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其思想内涵不能只看做一般的"生殖文化"、"生育之神",而是"化万物"的创世之神。汉代大量伏羲女娲交尾图实是上古创世神话的孑遗。
此外,中国古代的"人日"礼俗,也是创世神话的民间遗存。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都有以正月初七为"人日"的习俗。为什么以正月初七为人日,正月初一至初六又是什么日呢?关于这个问题,《魏书》的作者魏收在自序中,有一段介绍:"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曰:俗云,正月一日为(读作,下同)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这些话又见于《北史·魏收传》。董勋是晋代人,"人日"的习俗可追溯到晋代以前。
宋朝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天生地殖·人日》也说:"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东方朔是西汉人,"人日"的习俗至少似可追溯到西汉。《事物纪原》是宋代资料,多了个"谷",谷是人种出来的,当然要排在人之后。那么,鸡、狗、羊、猪、牛、马为什么要排在人的前面呢?这是因为它们各有象征。《墨子》卷十五《迎敌祠》记载一种祭祀仪式: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青旗。青神……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赤旗。赤神……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白旗。素神……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黑旗。黑神……将服必黑,其牲以猪。
在这里,鸡、狗、羊、猪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中国古代,四方与四时(春夏秋冬)、四色(青赤白黑)是重叠相配的。在《墨子·迎敌祠》里,鸡狗羊猪代表四方,在别处也可以代表四时。
牛与马为什么排在人之前呢?《易·说卦》说:"乾为天,为父,为良马,为老马。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牛代表地,马代表天,所以要排在人之前。
《淮南子·览冥训》写伏羲与女娲之时,"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从全段文字的次序推敲,应是伏羲为马,女娲为牛。这里所说的"马"与"牛",也应象征天与地、阳与阴。
楚帛书甲篇的创世次序是:先有伏羲女娲夫妇生下四子,即为四神,代表四时,然后造地,最后造天。古代"人日"习俗也是先有四时(鸡狗羊猪),再有地(牛),最后才有天(马)。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说:"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人日"习俗与《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人",不包括伏羲女娲等创世之神,而是指芸芸众生的凡人。有了"天地四时",即有了宇宙,神才创造凡人,故说"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在宇宙诸项之中,《汉书·律历志》把"天地"调到"四时"之前,把"天"调到"地"之前,这不是班固个人的创意,而是中国文明成熟时代"天尊地卑"观念使然。当时"天地四时"的次序已经凝固不化,而民间"人日"习俗的创世次序还与楚帛书同步,保留着原始思维的特点,是上古创世神话的活化石,弥足珍贵。
袁珂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神话传说》一书的《开辟篇》第一章中指出,"人日"习俗与"天地开辟的神话"有关,并在该书注文中写道:"《太平御览》卷三十引《谈薮》注云:‘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这就关系到原始开辟神话,有点类似《旧约·创世纪》所说了。"能从《谈薮》注中看出"人日"礼俗来源于"原始开辟神话",是袁珂先生的慧眼卓识。后来,叶舒宪先生把"人日"习俗称为"鸡人创世神话",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可惜他们都没有提到楚帛书,都没有指出"人日"习俗的创世次序还保留着史前创世神话的旧痕。
余论
神话创作的黄金时代在史前时期,中国史前文化大致上可分为东、西两大系统。西部文化朴实,东部文化浪漫;西部勤于人事,东部繁于祀神。中国几支主要的玉器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决非偶然。玉器缺乏实用价值,主要用于宗教礼仪。东部地区玉器繁荣,是东部文化宗教发达的物化表现。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史前的大型祭祀遗址,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又是东部文化宗教发达的表现。相应地,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著名神话,都出在东部地区。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原是南方人氏,楚帛书甲篇给共工空前崇高的地位,即其一证。商是东方民族,宗教意识浓厚;周是西方民族,宗教意识淡薄。
中国古代文献缺乏丰富系统的神话资料,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能说明中国史前文化全都缺乏高昂的宗教热情与瑰丽的神话传说。因为中国现存的先秦文献都是周代所撰,经过周文化的过滤势所必然,故它可以说明周文化的特点,难以说明周代以前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我们不能以周文化代表中国史前文化。周公东征以后,重人事、讲实际的周文化开始统治中国。东部民族的原有神话主要残存于《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南方人的著作之中,而仅存的神话残余,还要遭到儒家的扼杀与曲解。例如孔子把"黄帝四面"(四个面部)的神奇形象改说为圣人垂听四方,将"夔(神话动物)一足(脚)"的神话说成夔这个人很贤良,有一而足(满足)。焚琴煮鹤,不知灭了多少美丽的神话。幸好新中国考古成就辉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的大量玉器与大规模宗教遗址的出土,把我们引进宗教发达、神话繁荣的史前世界。只要我们不固守传世的文献资料,勇于直面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那么,一部分沉没的史前神话,就可能渐次浮出水面。
当我们把发掘神话遗产的主要希望寄托于考古资料时,千万不能对传世文献掉以轻心。中国的传世文献对神话特别吝啬,惟其如此,片言只语我们都要倍加珍惜,像考古学家珍惜陶片那样,争取从陶片复原或设想完整器。不要以为今天没能看到某种记载,当时就一定没有这种说法,失载的神话比记载的不知多出多少倍。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的确没有关于伏羲女娲结为夫妻的明确记载,但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的婚期定在唐朝,甚至连他们在汉祠汉墓画像上的名字都加以抹煞,代以抽象符号"阴阳之人格形象"。这种思维模式只能使本来就十分稀疏的神话资料飘零入泥。汉代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已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记载,但愿文献中的这些片言只语,像是海面上的片片木板,能引导我们去打捞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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