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朱异传》当取材于《南齐书·孝义传》“朱谦之”条与《梁书·朱异传》所记，加以剪裁编纂而成。传文起首说，朱异字彦和，为吴郡钱唐人。“祖昭之，以学解称于乡。”接着即叙述朱异叔父朱谦之的“义烈”故事，谓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感如持丧，长不昏娶。齐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县令申灵勖表上之，齐武帝嘉其义，虑相报复，乃遣谦之随曹武西行。将发，幼方子怿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杀怿”。然后才述及朱异之父巽之“有志节，著《辩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仕齐官至吴平令”。这段叙述，取材于《南齐书·孝义传》“朱谦之”条，置朱异叔父于其父之前，于传文体例不甚相合。

据《南齐书·孝义传》《南史·朱异传》所记，朱昭之的两个儿子，分别名为巽之、谦之。如所周知，东晋南朝时，以“之”字入名者，或为道徒。朱异的外祖，是盐官县的顾欢。《南齐书·高逸传》说顾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顾欢所书甲子、所知六甲，皆当是五斗米道所传之术。顾欢之祖赳，于隆安末年，“避乱徙居”。其所避之乱，当即孙恩之乱。盖顾氏本即道徒，孙恩乱后，移居盐官。盐官与钱唐相邻，顾欢将女儿嫁给钱唐朱家，两家当相距不远。据《水经注·渐江水》所记，钱唐东北滨海有临平湖，湖之东北即为盐官县。朱家所居，当在钱唐东北境，滨海，靠近临平湖。朱、顾两家当同奉五斗米道。朱昭之“假葬”亡妻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播下其二子与邻人朱幼方及其家人相仇杀的火种。朱谦之以母墓被火薰燎这样的小隙杀死邻人朱幼方，却得到钱唐县令申灵勗、扬州别驾孔稚珪等人的庇护。朱异少时，“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所以，朱家在当地，是有势力的土豪，属于村邑豪长、方隅豪族之属，且因为是道徒，明显得到奉道之地方官长的支持与庇护。

自东晋以来，钱唐即为五斗米道活动与传播的中心之一。《晋书·孙恩传》记琅邪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师事钱唐杜子恭；杜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宋书·自序》云：

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

“东土”指建康以东诸郡；京邑，此指建康。沈约说沈警“累世事道”，则吴兴沈氏也是奉道世家。《南齐书·孔稚珪传》说山阴孔氏家世奉道，刘宋泰始中，稚珪之父孔灵产卸任晋安太守回都，“东出过钱〔唐〕（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则杜子恭墓在钱唐北郭，杜氏所居当就在钱唐县城或其附近。盖东晋中后期，杜子恭以钱唐为基地，广布其道术，东土豪家与京邑贵望皆事之为弟子，而孔灵产过杜子恭墓，敬事若神，钱唐杜氏在五斗米道徒中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孙恩起事失败后，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重大挫折，但钱唐杜氏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南齐书·高逸传》记有杜京产，谓为吴郡钱唐人，杜子恭之玄孙。“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杜子恭之子辈，未见记载，很可能直接参加了孙恩卢循的叛乱，死于军乱。杜运，当为其孙辈。刘毅出自北府，晋末与刘裕一起，起兵讨伐桓玄，拜卫将军。杜运当即在刘毅的卫将军府任参军。杜子恭的曾孙杜道鞠，受辟扬州从事，当已在刘宋时。传文说杜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顗，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款交”。会稽孔顗也是道徒。京产与孔顗交游，又与同郡盐官顾欢为“同契”，所交往者都是道徒。吴郡命京产为主簿，扬州辟为从事，京产虽不就，但显然仍得到州郡官员的保护。杜栖“善清言，能弹琴”。齐豫章王萧嶷辟为议曹从事，西曹书佐，得入大府，自然受到庇护。传文说：“京产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杜氏一族，在杜子恭死后，仍世传五斗米道，与其得到奉道高官的尊重、信仰和庇护是分不开的。

钱唐的另一个家族，据说出自汉代“褚先生”（褚少孙）之族的褚氏，所奉虽未必是五斗米道，但与道教也颇有关联。《南齐书·隐逸传》记有褚伯玉，谓为吴郡钱唐人。传文说褚伯玉的高祖褚含，仕至始平太守；父逷，官征虏将军。丘珍孙与王僧达书，称褚伯玉为“褚先生”，盖承用褚少孙之故称。传文说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丘珍孙与王僧达书中说：“此子灭景云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僧达答书也说：“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民，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据此，褚伯玉当是神仙道教的信徒，故隐于深山，专心修道。然志文说“孔稚珪从其受道法”，并在伯玉死后，“为于馆侧立碑”。褚伯玉传给孔稚珪的“道法”，不仅有“道”，也有“法”，与五斗米道之间，还是有某种关联。神仙道重于清修，米道重于传众，然其“道法”，或颇有相合之处。

杜子恭活动的年代，大概在东晋中期。至东晋末年，其道法已传三代（孙泰、孙恩），其血裔也传至三代。杜道鞠、杜京产、杜栖活动的年代，均在宋齐之世。朱昭之与顾欢，东晋末年尚属少年，主要活动于刘宋时期；朱巽之、谦之兄弟，在萧齐永明中正当青壮年，则主要活动于萧齐时。褚伯玉，亦主要活动于萧齐。据此，自东晋以来，钱唐即为五斗米道活动与传播的重要基地：在钱唐县城或其附近，有世传五斗米道的杜氏一族；在钱唐县东北境、临平湖以南地区，有朱氏，与居于临平湖以北盐官县境内的顾氏，亦世奉五斗米道；很可能也居住在钱唐县城附近的褚伯玉，所修道法与五斗米道或有所不同，但也有密切关联。在钱唐西南境的灵隐山上，则有诸多道士隐居清修。《水经注·渐（浙）江水》云：

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

注文所说的钱唐故县，当是西汉时的钱唐县治，在灵隐山南麓、浙江北岸；灵隐山，当即今西湖诸山。这段注文，当源自《钱唐记》；其所说的“昔”，当指刘宋之前的晋世。《太平寰宇记》杭州钱塘县“灵隐山”条说灵隐山“在县西十五里，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入去忘归，本号稽留山”，虽未尽可信，但东晋以来，灵隐山多有道士出没其中，或清修，或啸聚，呼朋引类，博名耸众。

然而，也就是在齐梁间，世风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杜家所传道法，本杂以医巫之术。《晋书·孙恩传》说：“（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剖鱼得刀，为炫术常技，赖以惑众而已。《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曰：“晋陆纳为尚书令，时年四十，病疮，告杜恭云：‘奕世短寿，临终皆患此疮。’恭为奏章，又与云飞散，谓纳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军病，请杜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杜恭，即杜子恭。杜子恭盖以医术出入豪门，藉机传教纳徒。孙泰、孙恩等用以诳诱百姓者，大抵亦多为此类医巫之术。

但杜氏所传道法，至杜京产时已颇有改变。传文说杜京产“颇涉文义，专修黄、老”。永明十年（492），孔稚珪、陆澄、虞悰、沈约、张融等清要显贵上书齐廷，推荐京产，说他“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南齐书·高逸传》）。京产还与同郡盐官县的顾欢一起，在始宁东山“开舍授学”。齐建元中（479-482年），武陵王萧晔为会稽太守，高帝“遣儒士刘瓛入东为晔讲说，京产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为瓛生徒下食”（《梁书·褚翔传》）。刘瓛是当时名儒，“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南齐书·刘瓛传》）。杜京产礼敬刘瓛，固然是为了结交当朝清要显贵，但显然也有向儒学转化的倾向。他的儿子杜栖即直接“从儒士刘瓛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名儒贵游多敬待之”。国子祭酒何胤治礼，颇重杜栖，“以为学士，掌婚冠仪”（《南齐书·孝义传》），则杜栖在事道之同时，颇习儒业，熟稔礼仪。看来杜氏之家学，逐步由道法向儒学转变，渐离杜子恭以医巫之术炫惑世人的路径。

杜栖之后，杜氏后人，当离道法愈行愈远。《南史·恩倖传》见有杜文谦，谓为吴郡钱唐人，虽不能确定其出自杜子恭之族，但至少有所关联。传文说齐武帝萧赜为南郡王时，“文谦侍五经文句，历太学博士，出为溧阳令，未之职”。后来，杜文谦与綦毋珍之等谋划宫廷政变，失败被杀。传文称“文谦有学行，善言吐”（《南史·恩倖传》）。陈时又有杜稜。《陈书·杜稜传》谓：

杜稜字雄盛，吴郡钱塘人也，世为县大姓。棱颇涉书、传，少落泊，不为当世所知。遂游岭南，事梁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映卒，从高祖，恒典书记。

杜稜世为钱唐大姓，很可能出自杜子恭之族。其所治是书、传，当即《尚书》《春秋传》，也是五经之学。又《陈书·文学传》记有杜之伟，谓：

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之伟幼精敏，有逸才。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略通其学。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仆射徐勉尝见其文，重其有笔力。

杜规大概与杜稜同时人，均在梁时出仕。传文说杜之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其家学当传自杜栖，故杜规、杜之伟当可以确定属于杜子恭之族。从世奉五斗米道到家世儒学，钱唐杜氏发生了重大转折。

如上所述，钱唐朱家当世奉五斗米道，朱异少时，亦在奉道氛围下成长。然“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后来，朱异亦以儒业见任。五经博士明山图向朝廷推荐朱异，说他“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闇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正是要辨明他并非出世修道之人。梁武帝萧衍亲自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乃“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大同六年（540），朱异在京师仪贤堂奉述梁武帝亲撰的《老子义》，“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又在城西士林馆，与左丞贺琛一起，向学士们讲述梁武帝《礼记中庸义》；在玄圃给皇太子萧统讲解《易》。朱异依靠儒学青云直上，居权要三十余年。《梁书》卷三八《朱异传》说：

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则朱家富贵之后，即移居建康，并在侯景之乱中丧亡。朱异的撰述，以注疏《礼》《易》为主，其子朱肃，得任国子博士，亦当习儒。钱唐朱氏，至朱异父子，已完全转变为儒学世家，业儒出仕，参与政治，彻底改变了其奉道世家的传统。

钱唐褚氏虽曾受道法薰染（褚伯玉），但其家传学业，仍当以儒学为主。《梁书·孝行传》记有褚脩，谓为吴郡钱唐人，“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五经博士”。仲都，当是伯玉之弟，故褚脩当为褚伯玉之侄。伯玉入山修道，仲都则居家习经。《南史·儒林传》见有吴郡钱唐人全缓，“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陈太建中，位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缓通《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仲都在钱唐亦开学授徒。传文说褚脩“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是以儒为业。后来，褚脩历任湘东王国侍郎、湘东府行参军，兼国子助教，又被武陵王萧纪引为宣惠参军、限内记室，所任皆为清要之职（《梁书·孝行传》）。又《旧唐书·褚亮传》云：

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陈秘书监，并著名前史。其先自阳翟徙居焉。亮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喜游名贤，尤善谈论。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陈后主闻而召见，使赋诗，江总及诸辞人在坐，莫不推善。祯明初，为尚书殿中侍郎。陈亡，入隋。为东宫学士。大业中，授太常博士。

传文说钱唐褚氏之先自阳翟（汉时属颍川郡）徙居钱唐，亦即为褚先生（少孙）之后，与褚伯玉、褚仲都、褚脩同出一族。褚湮，见于《梁书·刘孺传》，谓其任御史中丞。褚玠，见于《陈书·文学传》，谓其为河南阳翟人，曾祖炫，宋昇明初与谢朏、江敩、刘俣入侍殿中，谓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书。“祖沄，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褚玠之曾祖“沄”，梁时为御史中丞，当即《旧唐书·褚亮传》所见之“湮”，二者当有一误。传文说：“玠九岁而孤，为叔父骠骑从事中郎随所养，早有令誉，先达多以才器许之。及长，美风仪，善占对，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褚氏家学，以文学见长，学风以朴实厚重为特点。传文又谓：“玠刚毅有胆决，兼善骑射”，“及为御史中丞，甚有直绳之称”。“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皆切事理，由是见重于时。”褚玠之子褚亮在陈时便已以才学知名，官至尚书殿中侍郎；入隋以后，相继为东宫学士、太常博士（《陈书·文学传》）。其子褚遂良，更是唐初名臣，得在凌烟阁图形。

因此，当陈末隋初，钱唐最为重要、显赫的家族，乃是以文学传家的钱唐褚氏。近二百年前，晋宋之交，钱唐弥漫诸种道法的气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家族是世传五斗米道的钱唐杜氏；钱唐朱氏以及与之相邻的盐官顾氏，均世奉米道；钱唐褚氏，虽以儒学传家，然亦受到道法的影响。至齐梁之世，世传或世奉道法的杜氏、朱氏逐步放弃原本信仰的道法，渐向儒学转变，从奉道世家转而为家世儒学，世风逐步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据称乃褚先生（少孙）之裔的钱唐褚氏，以其悠长的家学传统、朴实的家学学风，逐步发展壮大，成长为钱唐最重要的家族。

南朝时期，钱唐县属吴郡，是吴郡最南边的县。它与会稽郡的永兴县（余暨县）隔着浙江相望。渡过浙江，沿着浙江南岸航行，可以到达会稽郡治山阴县（今绍兴）；溯浙江而上，经过固陵（西陵），在定山一带与富阳（富春）县分界（大致即在今萧山区与富阳区分界处）。其西北境，则大抵以余杭大溪（今东笤溪）南岸，与余杭县分界。其东北境，在今杭州湾西北岸，钱唐县城东北十余里处，有诏息湖（当即潮汐湖）（《初学记·地部下》）；再东北，则有临平湖，湖北即进入盐官县境（《隋书·地理志》）。换言之，南朝时钱唐县东北境滨海地带，当有一系列湖泊相连，这些湖泊大都可与杭州湾直接相通，并通过谷水（长水、东江），经嘉兴，通达吴郡（今苏州）。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南朝时期的钱唐县城，在浙江之滨、明圣湖（今西湖主体）之北（东），一般认为在今凤凰山西北麓钱湖门一带。在县东一里许，就是著名的防海大塘，据说是东汉后期在吴郡议曹华信的主持下修筑的（《水经注疏·渐江水》）。在钱唐县城南、浙江北岸，有一个渡口，渡口处设有亭，称钱唐亭；其泊船的湾浦称柳浦，浦中有堤岸，称柳浦埭。钱唐亭与柳浦埭，在东晋南朝时均非常著名。东晋初年，褚裒以庾亮太尉府参军出任章安（属会稽郡，在今台州）令，由建康赴任，经过钱唐。《世说新语·雅量》记其事，谓：

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褚裒由建康东出，乘的是“估客船”（当是商营客船），与吏数人投住钱唐亭。此亭当位于浙江岸上，有亭吏管理，并有牛屋，当是畜牛以牵船。其时沈充任钱唐县令，送客过浙江，亦由此亭过。显然，钱唐亭处钱唐城外、浙江北岸，是联结建康、会稽间水道上的重要据点。

晋时的钱唐亭，或者就在宋齐时的柳浦。刘宋泰始二年（466），吴喜率台军东讨会稽孔觊，由吴兴进至钱唐，钱唐令顾昱等“奔渡江东”，喜等进军柳浦，然后又由柳浦渡过浙江，趋西陵（《宋书·孔觊传》），则柳浦是钱唐城外浙江北岸的渡口。永明六年（488），时任西陵戍主杜元懿启曰：

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柳浦当与西陵一样，也是牛埭，即使用牛力牵船靠岸的码头。杜元懿所说，吴兴、会稽间的商旅往来，都要经过柳浦、西陵及浦阳南北津。针对杜元懿的建议，行会稽郡事顾宪之议曰：

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諠诉，始得暂弭……埭司责税，依格弗降。

埭司，即津埭的管理机构。京师航渡，当指建康长江与秦淮河的渡口。据顾宪之所述，设置埭司的本义，是为了管理渡口设施、航渡运行、救护水难，也负责征收过渡税。从京师到各郡县，津渡皆设有埭司。然监领埭司者，却将征税视为其主要职责，采取各种办法增加税收。埭司垄断水上交通（“禁遏别道”），控制人员货物的流通，正说明其时水上航行、人员往来、货物流通颇为频繁。

在钱唐亭上，应当可以观睹著名的钱唐潮。《水经注·渐江水》引晋宋时人的描述说：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

根据东汉时人王充所说，两汉之际，钱唐县浙江之滨，已立有伍子胥庙，将子胥作为潮神祭拜。《论衡·书虚篇》说：

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

东晋南朝文献中未见钱唐子胥庙的记载，然定山被认为是海神妇家，则钱唐地区一定存有诸多海神或潮神崇拜。

自汉代以来，钱唐作为普通南方县城，除了战时，一般是没有驻军的。《宋书·符瑞志》谓：“文帝元嘉中，谣言钱唐当出天子，乃于钱唐置戍军以防之。”然《宋书·褚叔度传》载：少帝景平初（423年），富阳县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攻陷富阳、永兴二县，进军会稽首县山阴。另由“伪宁朔将军孙伦领五百人攻钱唐，与县戍军建武将军战于琦，伦败走，还富阳”。因为富阳孙氏乃孙吴故族，“钱唐当出天子”之说，并非空谷来风，故钱唐置戍，或即在景平间。《宋书·沈庆之传》说庆之在元嘉七年（430）随到彦之北伐后，受命领队防东掖门，然后出戍钱唐新城，其时间当在元嘉十年以后。戍军所屯驻的钱唐新城，不当是咸和九年（334）复置的新城县，而当是在钱唐境内另筑了一座新城。这样，钱唐境内就有了两座城：一座是钱唐县城，为县衙所在；一座是新城戍城，系戍军驻地。

萧齐永明三年（485）冬，寓居桐庐的富阳人唐㝢之聚党为乱，自富阳沿浙江东下，占领固陵、永兴，在柳浦登岸。新城戍主聂僧贵战败，钱唐县令刘彪弃县逃走。唐㝢之进据钱唐，并“分兵出诸县，盐官令萧元蔚、诸暨令陵琚之并逃走，余杭令乐琰战败乃奔”。永明四年春，“㝢之于钱〔唐〕（塘）僭号，置太子，以新城戍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弟绍之为扬州刺史。钱〔唐〕（塘）富人柯隆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太官令。献铤数千口为㝢之作仗，加领尚方令”（《南齐书·沈文季传》）。唐㝢之进入钱唐后，以新城戍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说明其时钱唐县廨与新城戍相距甚近，二者规模皆较小。唐㝢之所纠合之众并无战斗力，故朝廷“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畏马。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禽斩㝢之，进兵平诸郡县”（《南齐书·沈文季传》）。钱唐复归朝廷控制之下。

钱唐城、新城戍、钱唐亭、柳浦埭，灵隐山、定山、浙江潮、明圣湖、诏息湖、临平湖，构成了南朝钱唐的景观，是我们从文献中可以见到的南朝的钱唐。世传或世奉五斗米道的土豪大族，灵隐山上修真奉道的道士，以及他们与当地非道徒民众的矛盾冲突，齐梁之世由奉道世家向儒学世家的转变，钱唐亭下牛屋里的雅谈，柳浦埭上威武呵斥征税驱牛的埭吏，在小小的新城戍与钱唐县衙里称天子、立太子的唐㝢之，则是我们在钱唐见到的南朝。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更真实的南朝。《宋书·孝义传》“范叔孙”条载：

范叔孙，吴郡钱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穷济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唯余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叔孙悉备棺器，亲为殡埋。又同里施渊夫疾病，父母死不殡，又同里范苗父子并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叔孙并殡葬，躬恤病者，并皆得全。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

范叔孙所居之里，以范氏居多，也有危氏、施氏，并非同姓村。在这场大疫中，范法先一家死了七人，范苗父子并亡，施渊夫父母俱死，危敬宗一家六口，死了两口。疫情给村落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幸好里中有范叔孙这样的人，周穷济急，殡葬死者，救恤病者，尽力帮助邻人渡过难关。

所以，也许，南朝并不美好，即便是在美丽的钱唐。幸好，南朝还有范叔孙这样的人在。不然，哪里还会有后来的隋唐，更遑论伟大的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