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胡宝国（1957-2023年2月9日），山西定襄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之子，1982年畢業於河北師院歷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师从周一良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中古史学史、制度史、政治文化，以及东晋南朝士族研究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主要著作有《漢唐間史學的發展》、《虛實之間》、《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論文《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四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2002年）。

胡宝国先生生前曾说：“学术的春天就是不折腾！”

2003年，胡宝国先生的著作《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年后，北大出版社再出该书的修订版。

修订版的序言中，胡宝国先生回忆了自己的治史经历：缺乏兴趣、天性懒惰，却因意外而结缘历史学。在他看来，历史的魅力在于把“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了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本文卫胡先生修订版序言节选，特此分享。

胡宝国2010年左右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定宜庄 摄）

拙作《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出版10年有余了，老实说，自己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我早说过，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因为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看了上段就知道下段，毫无新鲜感，阅读过程中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东西。但是，为了修订，现在却不得不看一遍。没想到，看了以后又增加了一重不喜欢的理由——错误太多。

比较小人一点地说，发现别人文章的错误或许会兴奋，因为这可以成为我写反驳文章的一个机会，但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却是只有烦恼了。

这种烦恼可以命名为“修改的烦恼”。

烦恼之外，也不得不想，自己为什么会犯那么多错误呢？错误或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错误是因为马虎，粗心大意了。这类错误最好办，改了就是。

第二类错误是因为勉强了。比如《三国志》裴注一篇本来是我最满意的。写完后曾暗暗对自己说：我可以死了。为什么呢？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形容自己对这篇文章有多放心。但是现在回头看，这篇问题最大。全篇文章原来是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第二节是“裴松之《三国志注》”，第三节是“裴注以后的注释”。

可以看出来，我是试图从一个较长的、变化的过程中来考察裴注，既要考虑到裴注“诞生”前的情况，也要考虑裴注“去世”以后的情况，不可谓不全面了。但这次看，发现这第一节竟然完全不对头，就是说，它跟裴注的出现其实一点关系没有！理所当然，全部删去。

记得读书时，有一次请教俞伟超先生（“必记本”注：北大历史系教授，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治学经验。他略略沉思，答曰：“不要勉强吧。”听了之后颇感失望，这算什么经验啊。可是过了几十年再想，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经验。学术上犯错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勉强了。

常常有人写了文章请人看，别人都说不行，但自己还要坚持己说。不能说作者智力不够，而只能说是因“自恋”而带来了“勉强”。大白话听起来很简单，但简单不等于不重要。

第三类错误是缺乏史料的推论。还以裴注一篇为例。文中说，东汉魏晋时期受经学崇尚简略风气的影响，史学著作也大都以简略为优。这固然不错，可是接着又说，裴注这种以书注书的注释形式出现，说明史学不再以简略为优了，这说明经学的影响正在消退。这就纯粹是简单推理了，并没有证据。

事实上，导致一种风气出现的原因并不一定能管这风气“一辈子”，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会独自向前走，这之中还会有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介入其中，发挥作用。

风气的改变更多是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

这第三类错误稍稍“高级”一点。说它“高级”是因为推理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研究的问题越大，在各个环节的连接上就越难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据，有时甚至间接的史料也找不到。这时候不得不推理。推理是必需的，但推理又是最危险的。如何把握推理的“度”就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现在、将来都得面对。

俗话说，“旁观者清”，自己是很难客观看待自己的，但是时间隔得久了，人冷静了，自己的文章也变得陌生了，这时再看，似乎多多少少也能获得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套用一句熟语，或许这也是“以时间换空间”吧。

历史学者王笛说“放弃大时代的幻想，选择小时代的日常”！在春暖花开之际，还是以小时代的日常读书为开始吧！“好读书、读好书”也是抵御庸常、建设自我的最便捷方式，更多好书、更多常识、更多交流请下方扫码进入“必记本”知识星球、领取星球优惠券，先到先得、先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