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的应州之战，放在《明实录》里，被反复狠批：明朝荒唐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不顾群臣的劝阻，非要去边境耍威风，竟带着大军出塞与鞑靼人作战。

结果打了整整一天，害的明军阵亡五十二人伤二百五十六人，却只拼死了十六个鞑靼兵。御驾亲征的明武宗本人，也差点被鞑靼军抓了俘虏，几乎是复制土木堡惨败。

明朝灭亡后，这场《明实录》里的“荒唐败仗”，更被千人踩万人捶，用以形容明武宗的“荒唐昏庸”。

但是，如果客观看待相关史料的话，就可以确定一个事实：《明实录》关于此战的记载，其实是错得离谱。

《明实录》首先记载错误的，就是应州之战的起因：这绝非是明武宗荒废朝政的胡闹之举，却是关乎明朝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抉择。应州之战前夕，恰是北方鞑靼实力空前强大，明朝边防危机无比严重的时刻。

明武宗登基后的正德年间里，明朝北方草原也发生剧变，鞑靼达延可汗强势崛起，陆续扫平各个部落，到十六世纪初叶时，已然基本统一蒙古草原。于是从明武宗登基起，满血升级的鞑靼骑兵，就在达延可汗的指挥下疯狂入侵。单正德十一年这一年，就以数万兵力对蓟州发起两次侵扰，前锋一度抵达白河口。大明都城的国防安全，已是十分危急。

倘若明王朝对这样的局面视而不见，那么都城北京被鞑靼兵劫掠吊打，也将是不远的时间问题。正因如此，明武宗朱厚照才做出了坚定的抉择：出兵塞外，与达延汗的精锐，硬碰硬的打一场。

可笑的是，比起明武宗的坚决选择来，当时明朝朝堂上好些号称“精英”的文官们，却对这严重局势十分无感。比如给事中黄钟就振振有词，说什么鞑靼现在是衰弱阶段，每年边境上都只是小冲突，明武宗这样做是劳民伤财。年年边境人口被杀掠，是他嘴里的“小冲突”，空前统一的鞑靼，在他眼里是“衰弱”阶段。这类论调，后来也被《明实录》照收，当做了明武宗的罪状。可如果真要信了？那至少是和他一样昏聩无知。

比这条错得更严重的，就是《明实录》对应州之战进程的记载，应州之战，绝非是明武宗头脑发热，在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出军队胡乱打一场。相反从一开始，就做了最缜密的准备。

以明朝边臣王琼《晋溪本兵敷奏》记载，正德十二年六月时，明朝就通过各种内应渠道，掌握了达延汗将在秋天入寇山西的情报。是年七月时，明武宗就往山西前线拨银四十万两，外加二十八万石战备军粮。应州大战前夜，又往宣府拨款一百万两。各边镇军队也陆续集结，京城留守部队完成换防，明武宗则亲自坐镇阳和，几乎是绞尽脑汁，筹备这场大战。

正德十二年十月，当自信满满的达延汗，气势汹汹从大同镇城分道入侵时，明武宗的口袋早已扎好。镇守大同的王勋等部，分四路浴血迎击，驻守聚落城的萧滓和驻守天城的时春也受命出兵，配合王勋作战，另外威远城的朱銮和大同右卫参将麻循，也迂回到鞑靼军后方。

双方首先在绣女村鏖战一天，次日又在五里寨大战，第三日，明军各部会师后，主动进击到涧子村，却被老辣的达延汗反扑包围，就在这战局恶化的时刻，明武宗亲率大军杀到了。

前面三天的恶战，只是在不停放钓饵，诱引达延汗集结主力。这一刻，才是明武宗率主力总攻的时刻。

于是，决战的时刻开始了。当部将们拦住要亲身冲锋的明武宗时，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帝王，却是朗声一笑后挥鞭猛冲，一下冲乱鞑靼军的包围圈，双方再度陷入对峙。第四天的大战，则是进入白热化，双方反复冲杀上百回合，已经陷入多日苦战的达延汗终于难以支撑，他们在第五日清晨狼狈撤退，被明武宗乘胜追击，一直追杀到朔州地区。

这场大战，是为十六世纪时，明军对鞑靼的一场酣畅淋漓大捷：应州大捷。

但明武宗去世后，继位的明世宗嘉靖帝，为了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也在修实录时对明武宗大为抹黑。明军将士浴血的应州大捷，就成了“明军死五十二人鞑靼军死十六人”的奇特样子。参考五天血战的规模，就知道这番描述，有着严重问题。

最证明这个记载错误的，就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应州大战后，之前一直嚣张的达延汗，在抹黑此战的《明实录》里，却留下了“不敢深入”的记载。狼烟四起的明朝边陲，一度只剩了零星侵扰，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明武宗亲自策动的，打出大明边陲多年和平的大捷。

值得讽刺的是，嘉靖皇帝在《明实录》里极力抹黑此战，可他在位的四十五年，却是明朝北部边防严重败坏的悲惨年代，曾被明武宗打的“不敢深入”的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时，竟一度打到北京城下，到处放轻松的烧杀抢掠，而嘉靖年间的明军呢，却吓得一枪不放，只是“礼送”鞑靼人离开。

如果不是有戚继光张居正等文武英才，大明朝就要被“南倭北虏”的困局活活困死。以这后果说，嘲笑明武宗？最没资格的就是嘉靖。

这鲜明的对比，证明的不是哪个皇帝的优劣，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实在道理：忘战必危。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晋溪本兵敷奏》、《正德皇帝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