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云：“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李白传》，3439页）

《新唐书》的编撰者似乎在《旧唐书》中看出了一些问题，删去了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等描述，在李白居东鲁时的生活简化为：“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4411页）

后世学者基本上认同《新唐书》的这种删改，将其视为对李白东鲁时期生活的一种“更正”。但我们如果因此指称《旧唐书》编撰者们就李白生平一事任意瞎说或胡编乱造，恐有不妥。

众所周知，《旧唐书》成书的主要依据是《国史》和唐文宗以前的历朝“实录”。据《旧唐书》的主要修撰人起居郎贾纬就修撰《旧唐书》一事向后晋高祖皇帝上疏说：“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传记，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臣今收访遗闻及耆老传说，编成六十五卷，目为《唐朝补遗录》，以备将来史馆修述。”（《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高祖本纪》，727页）又有监修国史赵莹奏曰：“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近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案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况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皆遇多事，或值播迁，虽闻撰述，未见流传。其韦保衡、裴贽合有子孙，见居职任，或门生故吏，曾记纂修，闻此讨论，谅多欣惬。请下三京诸道及内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远等所撰《唐史》，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所陈条例，请下所司。” （《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高祖本纪》，727页）

按贾纬、赵莹等所说，他们奉命编写《旧唐书》之时，尚存有唐朝高祖至代宗期间的现成“传记”和唐文宗以前的历朝“实录”，如房玄龄修撰的《高祖实录》、长孙无忌修撰的《太宗实录》、吴兢修撰的《则天实录》、令狐峘修撰的《玄宗实录》、《代宗实录》等。唐武宗至昭宣帝六代，除残存的一卷（不是一部）《武宗实录》以外，没有唐朝任何史料可据，其他全是他们自己征集的史料。贾纬在奏中所说的高祖至代宗已有“传记”，似乎也就是武后至代宗期间的国史官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蒋係等人相继修撰而成的《国史》一百三十卷。

查《李白传》所在的《文苑列传》（下）《陆据传》后夹有一段说明性文字，称：“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自有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列传》，3436页）。此材料似乎表明崔颢等三人虽在《国史》的时限之内，但《国史》中的《文苑列传》并没有他们的传记，反过来也可得知李白的传记，应该存录于《国史》之中的了。

按《旧唐书》“史馆”条记载，国史官的主要任务，是把当朝一代皇帝每日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分类整理成编年体的“实录”（《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史馆”条，1264页）；又据《旧唐书·职官二》记载，《起居注》是门下省记录每日天子各种国事活动的资料，“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1259页）《时政记》，唐文宗前直接由宰相根据天子每日发出的制诰德音的资料（如制、敇、册等诏书）撰录，后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季终授之国史。这两种资料，可以说是当朝国家最高级的综合档案资料，是修撰国史最可靠的第一手素材。

天宝元年，李白入京授职供奉翰林，是以天子诏书的形式公布的，故《起居注》和《时政记》中，一定会有李白的档案。从当时中书省所派使臣，直接把诏书送达鲁郡这一点，也可证明《旧唐书·李白传》所说的李白乃山东人，家住任城，其父为任城尉这三件事，是由专人填报，经门下省核实的基本资料。在这里，就李白“原始档案”，或许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岁末秩满归京的任城尉李白“六父”所提供的。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间之所以没有对自己的乡里名籍加以更正，盖自己身世实在过于复杂的缘故，为了来之不易的“功业”，他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