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钱海岳撰。钱海岳（一九○一—一九六八），字腾英，江苏无锡人。父麟书，字史才，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举人，任颍州府通判，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调绩溪知县，后受聘协修清史。

钱海岳幼秉家学，十余岁即以骈文名乡里，被当时名宿誉为‘奇才’。其自述求学经历时说：‘予少有大志，束修以来，欲尽读天下奇书，交天下奇士，穷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业。四岁识字，七岁为诗文，九岁卒九经，十六极诸史，泛滥百家，兼及鞮译象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间，历知于冯蒿庵、樊樊山、王晋卿、秦宥横、林畏庐、赵次山、张季直、梁任公诸先生。’（《海岳游记自叙》）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翌年南下广州，参加北伐，经邵力子介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后在国民政府多个部门任职，所从事者多为案牍文书工作。……（中略）……一九五六年，调江苏省博物馆。一九六○年，调南京图书馆，主持《江苏通志稿》整理工作；同时应郭影秋之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兼授南明史。一九六八年一月，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昭雪。

钱海岳著作丰赡，除《南明史》外，尚有《哀蝉落叶集》、《海岳文编》、《海岳游记》、《能史阁文集》、《涣花楼诗集》、《明清故宫词》、《重修清史商榷》、《吴越国故迹考》、《禹迹考》、《订补历代州域形势》等刊行。

二

十九世纪中叶后，清廷积弱，列强入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迨至季清，知识分子特别是国粹派提出，欲救中国，必先排满，‘唯有保国保种排异族而已，不能脱满清之羁绊，即无以免欧族之侵陵，居今日而筹保种之方，必自汉族独立始’（刘师培《中国民族志》）。他们因而为明末死节之士立传，刊布纪录南明史事的著作，以表彰民族气节，‘盖读此等书者，皆有故国河山之感，故能不数年间，光复旧物，弘我新猷。回顾顺、康、雍、乾诸朝，出其暴戾雄鸷之力以从事于摧残禁毁者，方知其非无故也。民国既建，海上有《痛史》之刻，有《明遗民》之作，方期此等巨制，日出不匮，俾得汇辑丛残，完成信史。讵料十余年来，此风日就衰歇，盖群众心期，往往随一时之风气，而非思千秋之绝业也’（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朱氏此序作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三个月后，日本入侵，东三省沦丧，民族危亡，情状恰与南明政局类似。当时史学界又重新掀起研究南明的热潮，将满腔孤愤寄托于此段历史之研究，希望能从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民族救亡之路。

民国初年，钱麟书应清史馆之聘协修《清史》，海岳随侍在京，得与史馆中冯煦、柯绍忞、缪荃荪、吴士鉴、陈伯陶诸老游。众人语之曰：‘明自南渡后，安宗、绍宗、昭宗、监国鲁王，下既台湾赐姓之亡，疆土万余里，首尾四十年，其间兴亡治乱、战守攻取、得失乘除之迹，礼乐征伐、刑赏黜陟之政，忠臣义士杖节死绥、殊功韪德非常之行，庸人偾国、骄将悍卒、梼杌嵬琐凶慝之状，斟鄩斟灌之遗，板荡黍离之际，宜有专史缀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讳之私，不为纪传；稗乘沿耳食之讹，多所舛午。口谭浸失，文献无征，倘能网罗放失，整齐旧闻，勒为一书，以附季汉、西魏、续唐、南唐、南汉、南宋之列，此名山业也。子其念哉！’（《义例》）钱海岳受此启发，开始广为收集南明史料，先尽家中所藏，继之或购诸书摊，或钞诸内府黄案及故家书库，历时廿年，积之十余簏，始排比经纬，从事撰述南明四十年之通史，时为一九三一年。钱海岳曾说：‘明南渡三帝……传略而不详……盖《清史》主清，例难详明，若必欲一一详备，则别为《后明史》可也。’（《重修清史商榷》）‘《后明史》’者，《南明史》也。

在撰写过程中，曾与朱希祖探讨体例，并承借阅秘籍。钱海岳说：‘尝晤朱君希祖……相与往复，上下其议论，并承假史材，颇窥羽陵酉阳之秘。……发凡起例，以次笔削，觕有规模。’（《义例》）而当时有意撰《南明史》者，朱希祖、柳亚子等著名学者甚负时望。朱希祖秉其师章太炎之命，研究南明历史，曾写《编纂南明史计划》书，其致力于南明史之工夫，可谓精深（参见《晚明史籍考序》），然亦有‘自清乾隆禁毁明季史籍以来，学者欲撰辑《南明史》者，辄叹史料之难得’之语（《稿本鲁之春秋跋》）。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朱希祖始‘拟阅南明史，先融其全局史事，以备撰《南明史》，亦作笔记以记心得。时搜集南明史料，已至七百余种，方有意于《南明史》之撰著，而卢沟桥事变亦将作矣’（朱偰《朱君逖先先生年谱》）。可惜乱后九徙流离，未竟所志。卒后，吴稚晖挽联中有‘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之叹。柳亚子对南明史之研究亦可谓矢志不渝，早年搜罗南明史籍，迨及撰写之际，却遭战乱。其致朱荫龙书曰：‘《南明史》宿愿，一阻于太平洋战役，再阻于湘桂撤退，然此身一日不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田汉赠诗有‘避地香港岛，将写《南明史》’之语（《歌柳亚子》），可惜晚年病废，《南明史》之修纂终成遗憾。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钱海岳随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供职于开国文献馆，《南明史》草稿‘以在行笈，幸未散佚’（《义例》），得以日就搜集材料，整理丛残，编摩体例，考订史实，最终于崇祯甲申三百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完成《南明史》一百卷。书成之后，颇为学者所关注。一九五○年十月，柳亚子专程到无锡拜访钱海岳，向其借阅《南明史》稿本，回京后抄录一份（此抄本今藏中华书局图书馆。有齐燕铭题记：‘此系柳亚子先生从原稿抄录。亚子先生逝世后，柳夫人举以为赠，兹以贻中华书局收藏。’参见书影五）。是年冬，谢国桢在柳亚子处见到此书，即著录于《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并摘录《义例》数条。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顾颉刚至苏州拙政园，‘看钱海岳《南明史》’（顾颉刚《日记》）。

钱海岳在《义例》中说，清初文网森严，屡兴文字大狱，且又禁毁数十次，致使‘三朝史料及诗文有涉者，荡然无存，即有故家钞本，子孙亦多惧祸，眢井鱼腹，隐匿不出，以致淹没者伙矣’，由是作者希望‘海内大雅君子闻声肸蠁，有以此三朝之政迹文章以及家乘轶事可以证明、可以纠缪、可以增益而归于邃密者见饷，庶几随时修订’，所以书虽初成，而修订工作却一日不曾停歇。钱海岳整日埋头于《南明史》体例的完善、数据的增补以及史实的考证，特别是调入江苏省博物馆和南京图书馆工作后，得以接触更多珍贵史料，‘馆中藏书丰富，随手补充，更为完备’（顾颉刚《题跋》）。一九六三年，谢国桢往南京访书，曾至钱海岳家拜访，称其‘治学之勤，老而弥笃；修订史稿，用力不辍’（《增订晚明史籍考》）。据朱偰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记载，当日下午往南京图书馆山西路分馆校对地方志卡片目录，遇钱海岳，谓‘渠犹在孜孜不倦整理《南明史》’。直到‘文革’开始，钱海岳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稿遭查，修订工作乃终止。

三

所谓南明，通常指明亡后南京福王弘光、福州唐王隆武、肇庆桂王永历及绍兴监国鲁王诸政权。昭宗于永历十六年即为清廷所杀，之后台湾郑氏犹奉永历年号，直至永历三十七年（暨康熙二十二年）。是年八月，清兵攻取台湾，明故延平王郑成功之孙克塽以明宗室诸王降清，‘明朔始亡’（徐鼒《小腆纪年》卷二十）。如此算来，南明就有四十年历史。钱海岳在《义例》里说到：‘明自威宗殉国，安宗、绍宗、昭宗相继践祚，大统未坠。……及永历十六年黄屋蒙尘，已无寸土而犹书者，援《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也。台湾沿其正朔而犹书者，援《春秋》终“获麟”、《左传》附“悼之四年”例也。’其它老辈学者如朱希祖、柳亚子、谢国桢等，也均持南明四十年之说，与钱海岳之见解相同。

钱海岳按照传统的纪传体通史之例撰著《南明史》，为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一九四四年百卷本初成之时，即撰《义例》一文——义指义法，例指体例——说明作史原则。而在整理《南明史》之初，钱海岳亦曾为《清史稿》重修事撰《重修清史商榷》一书，认为‘作史之要，首重体例’，并对重修《清史稿》提出六条建议。而这六条建议，也正是钱海岳撰著《南明史》的依据，兹将《重修清史商榷》与《义例》分述如下：

一曰网罗放失。《重修清史商榷》曰：‘既求史料于档案，更当广及各省案卷，官修之省府厅州县志……采取名人私家著作碑传，尤重僻远。’《义例》曰：‘本史立传，一以黄、王、顾、钱诸书为指归，里居班品，则以方志、家集、碑传为依据。’其‘引用书目’所列图书达三千四百余种，有专记、稗乘、档案、别集、年谱、家传、方志等，可谓宏富。

一曰先成表志。《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最重表志，古人作史，先表志而后纪传，后世则否，先后倒置，难易悬殊……必先成表志，后列传，终以本纪。……志为一代成宪，当世借鉴孔急，而法令昭中外，典籍陈源委，缒幽索隐。’义例曰：‘志以铺政体，表以谱年爵，史公创之，盖所以救纪传之穷，史之极则也。……今就历、礼、选举、食货、兵、艺文、诸王、功臣、外戚恩泽侯、宰辅、七卿分立志表，藉存一时掌故。’谢国桢评曰：‘明室南迁，戎马仓皇，民族斗争，史有足征；而典章制度、经济基础则难以搜检，著者能于纪传之外，撰为志表，用意可谓至善。’（《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

一曰辨别是非。《重修清史商榷》曰：‘善言《春秋》者，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固不必斤斤于此褒彼贬……作史者，必使前代不白之冤予以昭雪，使前代未著之奸加以锧鈇，不得视史为酬应舞文之具，首在辨别是非，一秉大公，诛奸谀于已死，发潜德之幽光。’《义例》曰：‘（南明史事）有考而知其梗概者，有考而正其谬误者，有考而悉一人始末者，然其中郢书燕说，不一而足，系影捕风，所在皆是。’故曰：‘平心以察之，言之发或有所因，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不能无激，则非他书不能具，故凡黄、王、顾、钱诸书之难详者，则以他书校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则以所得于黄、王、顾、钱诸书者裁之。参互推勘，正其舛错，删其烦芜，补其阙失，必归至当至信而后敢存。’又曰：‘惟所闻异词，所传又异词，务必凿凿有据，方始摭拾。至于谀言单词，或过为抑扬者，则概不录。’又曰：‘作史不嫌谨严，盖存是非之公，褫奸邪之魄，大劝惩之义也。奸叛诸臣，故不可不著，而前史痛恶其人，每将其状散入各传，而削其名。……今援《春秋》书齐豹盗、三畔人名之例，悉为大书特书，庶几存千秋之铁案，不使逃斧钺之诛焉。’

一曰破除忌讳。《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用《春秋》之直笔，有时虽亦兼诗人之微婉……而为指实计，则不如直笔之为显。’《义例》曰：‘自古以本朝而修前朝之史，偏袒阿私所在不免。本史于三朝文武、志士、遗民苟有所见者，无不立传。……在清以为寇盗，而不能言不敢言者，今则褒贬予夺，一秉大公。凡当日翟义之心，陈琳之檄，无不源源本本，殚见洽闻。俾孤忠大节，不使含恨泉壤；黄馘青磷，不随劫灰同尽。’又曰：‘忌讳之处，经清代点窜者，今悉照原本改正，庶存其真。’又曰：‘史家之法，毋以己意弃取，第直书其事而是非自见。’

一曰讲求义法。《重修清史商榷》曰：‘义，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作史，义以为经，法以为纬，盖必文省而义明，例简而法精，熟于详略虚实体要，乃为成体之文。……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必具首尾，旁见者悉著，俾千百世后案而如睹其人，其妙处即在于因此见彼。’《义例》曰：‘纪举一时政令大纲，传止一人一事。《春秋》依经立传，故传不嫌其详；褒贬衮钺，故纪必求词简。然起兵者则书，大倡义也；殉难者则书，贵死事也；来归者则书，奖反正也；叛降者则书，诛逆乱也；封拜者则书，重爵命也。然其人不可胜纪，则择其人冠之；时日不可备考，则连类及之；封拜太烦，则择五等宰辅七卿有关时运者及总督系方面之重者为断，省文也。’

一曰润色词笔。《重修清史商榷》曰：‘史者固在显微阐幽，若但知折衷至当，笔削谨严，是尧舜而非桀纣，而不润色以词，则等于市侩之记簿，明则明矣，何以使观者兴起，故史载事，事必藉文以传。’《义例》曰：‘作史固贵笔削，而尤尚文字。……晚近以来，文字不讲，海内即有纂述，大抵词烦意杀，汗漫无纪，此仅为甲乙之纪簿，未克当大雅之著作。本史深矫其失，行文一归典正。’

除此六点之外，钱海岳在南明史中还体现出‘《春秋》大义’的民族思想。《义例》曰：‘本史一本天王正统，三朝悉为本纪，凡即位必书，崩必书，天文灾异必书。’另将监国鲁王纳入本纪，则曰：‘或谓监国鲁王时，闽、粤有君如赘疣，然则本纪何在？昔北魏之亡，分为东西；梁室未亡，萧詧自立，史不得略并帝者且然；矧鲁王守监国之虚怀，无自主之骄志，诸臣奉之滇京，命之海上，旌旗东南响应，其事尤多，皆不得附见二朝者，故进诸。惟正朔仍系隆、永，盖所以存二朝之正统，辨名正位，扶统立极之义也。’又曰：‘本史于严华夷，辨正闰，别名分，植纲常，则尤兢兢，盖欲使人人晓然于亡国之痛，懔然于名节之防，庶几正人心而维世道。’又曰：‘尊王攘夷之旨，天理人心之正也。’这一点，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撰作此书的目的。

四

经过二十余年的修订，《南明史》已由原来的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钱海岳复誊清一份。然而，‘书方成而“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以其曾表章郑成功，被诬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拉之至明孝陵，从上推之下，遂跌死’（顾颉刚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日记），时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一百二十卷《南明史》的草稿与誊清稿亦同时被查抄，下落不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顾颉刚承周总理命主持‘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十三日作《整理国史计划书》，曰：‘清代满族统治者为要湮没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对于入关后十八年的南方汉人政权竭力抹煞，致《明史》中记载寥寥，无从见到民族斗争的事实，但汉族的零星记载尚多流传。清亡以后，如柳亚子等甚思作系统的整理，终未如愿。钱海岳独竭数十年的精力，编成纪传体的《南明史》百数十卷，足备一代文献。只因他不喜社会活动，所以知道这部新史的人极少。他已于前数年去世，稿本在宁在锡不可知，须派员前往查询。’当时即提议：‘如能觅得，应置明史之后。’两个月后，钱海岳的外孙堵炳元拜访顾颉刚，顾颉刚才知道‘文革’中‘江苏文管会中分两派，六九年（按，当为六七年之误）两派斗争，钱海岳竟成牺牲品，被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其《南明史》钞有复本，两派各取其一，其下落遂不可问’（顾颉刚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日记）。

十年浩劫后，钱海岳家人多方努力，终于找回了这部钱海岳付诸一生心血的《南明史》。可惜誊清稿仅存前九十六卷，所幸后二十四卷的草稿也保存下来，两者相配，适为一百二十卷。今藏钱海岳女婿堵仲伟处。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堵仲伟拜访顾颉刚，出示《南明史稿》‘目录’及‘引用书目’，顾颉刚当天作题跋云：‘余当一九七一年四月，承周总理命，主点校“二十四史”，参加出版会议，即曾提出寻求此书，次于《明史》之后、《清史稿》之前。时同人以为应俟“二十四史”点校完成后再议。今全书已完成矣，此稿适出，其当与国家出版局及中华书局主事者等商之。’三日，堵仲伟把《南明史稿》全部送到顾颉刚家。四日，顾颉刚嘱王煦华清点，计三十三册，三千三百多页，‘加以整理，真一大工程’（当天日记）。十三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因与煦华谈之。他日有便，当更与胡乔木院长言也。’这三部书，正是顾颉刚在《整理国史计划书》中提出需要寻找的三部遗稿。与此同时顾颉刚与中华书局商谈出版事宜，据顾颉刚日记记载，五月九日“中华书局赵守俨、吴树平来，商出版《南明史稿》事”，然而此书“是否由中华书局编印，守俨表示要在局内开会决定”，赵守俨所谓的“局内开会决定”的结果如何，我们没有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不过中华书局当时即请人将《南明史》后二十四卷的草稿进行了誊抄（誊抄件今存中华书局）。

五

《南明史》数据详赡，体例完整，所列传主近两万人，可称宏富，这为纷繁芜杂的南明历史提供了一份系统的基本数据，可供‘治晚明史者参考’（钱海岳《自识》）；同时，为‘不没钱氏以四十余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顾颉刚《题跋》），二○○三年十月，中华书局联系堵仲伟先生，决定整理出版《南明史》，这距第一次联系出版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