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部争议极大，甚至可以说臭名昭著的书，其名曰“烈女传”。顾名思义，“烈女”就是指坚守贞操性情刚烈的女子，这本书便是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用来宣扬教化的工具。不过很不巧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这部书的中心价值观变得十分诡异，好像在告诉广大妇女这样一个道理：如何才能守住贞洁？只有死路一条。

所谓“烈女传”的画风如何？我们不妨先来看其中一个“典范”：明代有位张姓少妇，丈夫早逝，她便急着要上吊殉情，好在家里人看得紧，及时给救下来了。张氏缓过劲来，觉得家里人这样做简直是坑自己，于是不知从哪摸到一把斧头，右手抡起来就砍自己左胳膊。三番两次自残后，张女士家人开始严加看管，一晃几个月过去，直到入了冬才渐渐放松下来。不料正是趁着家人一个不注意，她猛地冲出家门，跑到河边砸开冰壳，终于如愿跳河自尽了。

类似这样的故事，这部书里比比皆是；这种情节如今在恐怖小说里出现，恐怕都要被一众读者喷得明明白白的。这“烈女传”其实就是《列女传》，许多年来，《列女传》的作者——西汉文学大家刘向为此颇受诟病，其实这其中存在着天大的误会。

这一切的“万恶之源”始于汉成帝刘骜，这老哥皇帝当得很不合格，且不说国家管理得如何，他连自己的感情都搞得不明不白。按理说屁股坐在龙椅上，天底下啥样的姑娘玩不到？结果咱刘骜偏偏不跟姑娘玩，史书记载其有一名为张放的男宠，“与上卧起，宠爱殊绝”，俩老爷们秀起恩爱来居然丝毫不回避。非但如此，刘骜还经常只带着张放微服私访，后者还得以加封中郎将，相当于现在的校级军官，搞得满朝文武很是不满。

直到而立之年，汉成帝才在一次外出巡游时找到真爱：他驾临阳阿公主府，主人为取悦皇上特意将府中所有貌美女子全都召集起来。其中有位姓赵的姑娘颜值出众气质傲人，歌声清澈舞姿曼妙，顿时吸引了刘骜的关注。不幸的是，正史对这位赵姑娘的记载有限，甚至连其本名都没有确凿记载，因其独创的“踽步”跳起来灵动无比，像燕子飞舞一般，她因此得名“赵飞燕”。

没错，赵飞燕便是那位传说中的超级美女，同唐玄宗的杨贵妃并称“环肥燕瘦”；成帝得赵飞燕，“取向”一下子变得正常起来，不再整天跟男宠黏在一起。群臣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但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汉成帝宠这位新欢宠到了荒淫的地步，甚至为此一人不惜把整个宫廷搞得一团糟，搞得皇家颜面尽失。

赵飞燕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伙同比自己还漂亮的妹妹赵合德把皇帝迷得团团转，成帝也茶不思饭不想，天天琢磨着怎么从这对姐妹那儿获得双倍快乐。前16年6月，赵飞燕抓住机会搞掉了许皇后，自己取而代之，还让皇帝封她父亲赵临为侯。汉成帝为了讨好二位小情人，不惜豪掷重金打造奢华寓所，其奢侈程度令人咋舌。总而言之，皇帝对赵氏姐妹百依百顺。

眼看大汉帝国的元首让一对出身低贱的民女给迷成这样，群臣自然是看不下去。然而无论大伙儿怎么劝，正在劲头上的汉成帝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精心挑选了110名古今以颇具贤德的女子，将她们的事迹编撰成书，是为《列女传》。刘向希望以这部书敲打汉成帝，实际上，成帝不但读过《列女传》，还多次称赞书写得好，但他却丝毫没有收敛，以至自己最终死在了赵合德床上。

刘向开了个头，人们觉得不错，便把编“列女传”这一做法延续了下来。客观地讲，刘向的《列女传》没有一点“烈女”的意味，其中收录的大多也是“孟母三迁”那种风格的案例；正如这本书出现的初衷那般，人们更多地是歌颂妇女高尚的品德，并以此鼓励广大女性同胞向这些案例看齐。不料这事儿走着走着就偏了，而导致《列女传》由“列”向“烈”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著名才女蔡文姬。

将蔡文姬事迹收入《列女传》的是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晔。范晔十分欣赏蔡文姬的才华，同时对这位才女的不幸人生表示惋惜与同情。然而到了隋唐时期，学界对于蔡文姬评价的风向突然就变了。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首先对范晔的看法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蔡文姬一生经历三嫁，这极大地违背了妇道。同时，刘知几还举了个“正面案例”：东汉女诗人徐淑同样遭受丈夫早逝，然而她非但不改嫁，还以毁容（即“毁形”）的方式对抗逼迫她改嫁的家人，相比之下，前者有什么资格列入《列女》？

东汉之后，“将贞烈作为衡量一名女子优劣的首要标准”这一趋势愈发凸显，《晋书》中便呈现了爆炸式增长，大量女性自残、殉情等故事被纳入正史。隋唐时期，在一大批像刘知几这样的卫道士般人物的努力下，贞烈几乎成了评判妇女操守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这些朝代的《列女传》开始讲一些血淋淋的、逻辑混乱内容荒谬的故事。对此，我们不妨多举几个例子。

《晋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张天赐的人，这位老哥十分宠爱自己的两名小妾，有段时间，张天赐身患重病，眼看不行了，便很不甘心地问小妾们道：我这么疼你们，你们怎么报答我啊？两小妾居然没有丝毫犹豫就双双自刎了，打算到阴曹地府里继续侍奉主人，谁料张天赐的病突然就好了，无奈之下只能厚葬了两小妾。

《新唐书》中有个比较重口味的例子：有个名叫李妙法的年轻女子在安史之乱中不幸同父母分离，几年后突闻父亲亡故，她打算回家悼唁。不料正因为李妙法在未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结了婚，还带着一个儿子，族人对此十分不满，因而百般阻拦。李妙法毫不犹豫地从胸部片下一块肉，以此表明要回家尽孝的决心。回到家中，发现父亲竟已经入土，李妙法当场拿刀捅自己胸口，坚决要再看父亲一眼。开棺后，她趴在棺材上用舌头舔干净了落在父亲遗体上的土粒。

总而言之，越到后来，《列女传》收录的故事就越发惊悚，令人不忍直视。进入明清，在儒教支配的封建社会纲常礼仪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到极大压迫，自残或自杀似乎就成了女子证明自己贞洁的唯一途径。从数据来看，明代官方有记载的“烈女”人数多达2.7万，数目达到从先秦时代以来所有朝代总和的40余倍；《明史·列女传》中共收录女子260人，这些人几乎非死即伤；《清史稿》收录女性559人，其中自杀身亡的就占一大半，各种自残手段更是花样迭出。

《明史》中有位倪姓妇人，丈夫早亡，靠一人供养婆婆。每当有人来提亲，她就烧一锅热水往脸上泼，还要以炉渣洗面，有时能搞到眼球爆出，皮开肉绽；婆婆寿终后，倪氏绝食而死。还有个李姓寡妇，以貌美而小有名气。父亲不忍看她年纪轻轻就守寡，便再三催促她改嫁。不料李氏当她爹面就拿簪子插耳朵，把整枝簪子都连根插入，然后猛然拔出，鲜血喷得到处都是，人当场倒地身亡。

毫无疑问，两汉以后的《列女传》已经完全违背了始作者刘向的初衷，《列女传》也完完全全沦为“烈女传”。究其原因，这也不难理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教（区别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封建统治者实现统治的一大手段便是“愚民”，这其中，压迫人欲是必不可少的。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统治阶层把《列女传》改造成了政治工具。可怜的是饱受压迫的古代女性，还有“好心办坏事”还惨遭不少误解的刘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