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叙

业师陈乐素先生(1902-一1990年)由于家学渊源，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处理，精于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故其治宋史、对于宋代文献的研究，贡献尤多。可称为其代表作的《三朝北盟会编考》与《宋史艺文志考证》，均是研究宋代文献之大著。

业师教导学生，开设“史源学实习”一课，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与方法，使学生受益良多。我学后即深有体会，且不揣浅陋，承业师之志，而继续开设“史源学实习”一课，学生亦反映收获甚多。

我追随业师，受教三载，而后随侍业师座前，约有十载，得业师教诲尤多。虽以天份不高，难符业师期望，但追踵业师学风，则不敢稍有懈怠。本书所收，就是我二十多年来有关文献典籍方面的研究成果。今结集出版，以就正于方家。

本书所收，按性质分为五个方面：宋代典籍研究，宋代典籍点校献疑，学术综述，书评，译文。

“宋代典籍研究”一卷，涉及《儒林公议》、《乖崖集》、《武经总要》、《大事记讲义》与《清虚杂著》三种共七书，虽不及先师大著之博大，但也有独得之秘。《四库提要》之辩正，是为利用《提要》者提个醒。而《“均贫富”口号勿庸置疑》，则是对史料的使用及史源问题的辩正，不仅刊发于《历史研究》上，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

对古代典籍的点校整理，大大便利了对古籍的阅读与利用，是一种嘉惠后世的大事业。然而，点校本又不免存在一些错误，即或是荟萃名家点校的《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亦莫能外。卷二对研究宋史的两大主要典籍——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的点校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发表十多年，亦未见有驳正者。现收入集中，对《宋史》的意见则作了些整理工作，以求教于大家。有关陈垣先生的两篇，则均与“史源学实习”一课的学习相关。《舆地纪胜》一篇，则是金强博士在我指导下做的“史源学实习”课作业，且已刊发于《文史》杂志上。

卷三是三篇综述，卷四是七篇书评及一篇介绍业师文集的短文。卷五是四篇译文，均译自日文，两篇乃老友竺沙雅章教授之文；另一篇竺沙先生之文，乃香港大学冯锦荣先生所译，我校定后刊于《历史研究》上；还有一篇是堀敏一先生之文。这些综述、书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的一些学术观点。

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流传至今的典籍数量巨大，可谓汗牛充栋。因此，在宋史研究中，对典籍史料方面的要求，远高于唐代以前。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在典籍方面下的功夫。当然，比起先师，尚大为不如，需要更加努力。

2003年，在我主持下，暨南大学申报历史文献学硕士点获批准，并从2004年开始招生。可以想像，今后在典籍方面，我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了。

2005年2月5日于广州市暨南花园

跋

本书是我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第九部独撰著作。屈指计来，已刊论著已逾300万字。回顾三十年的学术历程，差可自慰，没有辜负家父母的辛勤抚育，没有辜负张海鹏、陈乐素等业师的谆谆教诲。值得庆幸的是，家父母依然健康地生活在边城乌鲁木齐市，安度着晚年。而陈乐素先生与张海鹏先生却已先后辞别人世。去年——2004年春节过后，陈师母常绍温先生也辞世而去。不知不觉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也已步入暮年了。然而，回思家父母与两位业师的深情厚意，却仍感到温暖与感慨，有今生何幸之叹。

二十世纪末，开始指导培养博士生。暨南大学对研究生发文的近乎严苛的规定，使我大量的精力陷入修改研究生的习作，修定研究生的论文上。有鉴于两位先师的榜样，一丝也不敢懈怠，水平高低不敢论，尽力尽心则敢说。这样，自己独立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然而心里却无怨悔。当看到一本本博士论文完成，并通过答辩时，心里的欣慰是语言难以言说的。也许，天份高的学者指导研究生很轻松，可以成班成排地带。可是我自认才本中等，十个八个已让我忙得不亦乐乎，加之精力日渐不继，更感心力俱疲。但不管如何，我是尽了全力，争取做到最好的。

近几年来，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考验。忘恩负义之徒的无耻造谣与攻击，自以为可以左右大局，扭转乾坤，然而，这只不过使更多的人认清了他的嘴脸，使他自己更为孤立而已，其奈我何!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在!不是个别人的鼓簧之舌就可以改变的!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要轻易地相信人家的甜言蜜语。”农夫与蛇的故事，应是我永远的座右必铭。而我的坚定回答是：让蛤蟆叫去，我们不要理睬它，还是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敢问前程路何在?直挂云帆济沧海!

二00五年二月六日，春节前夕於广州暨南花园骏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