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自己的仕宦经历，司马迁说得很简单：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郎中是什么官

第一个问题，司马迁做了郎中，郎中是什么官？

字面上说，皇宫里有殿，殿的屋檐下是廊，在廊工作的，就是所谓郎官。郎中是低级郎官的一种。

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

郎官负责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也给皇帝做顾问工作。严格说来，他们不属于正式的行政系统，而是所谓“宦皇帝者”，也就是在皇帝身边做臣仆的人。

汉代初年，正式的国家官吏，行政级别分为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

郎官系统开始可能没有清晰的秩级，发展得规模庞大之后，参照国家官吏确立等级，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叫作“比”。

比如中郎将、光禄大夫是比二千石，郎中将、太中大夫是比千石，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等等。

司马迁担任的郎中，比三百石。是《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记载的秩级最低的郎官，实际上应该还有更低一些的，不过那就是正史不屑提及的了。

官阶虽然不高，但郎官有机会和皇帝近距离接触，如果得到赏识，那就前途未可限量，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

司马迁是怎么当上郎中的

第二个问题，司马迁是怎么当上郎中的？

当时要成为郎官，主要有这么几个途径：

第一是汉武帝元朔五年出台的一个新政策：孝悌的年轻人，可能得到家乡父老推荐，通过考核后成为博士弟子，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参加考试成绩优异，就可以成为郎官。

这个路径听起来很适合司马迁。司马迁无疑是孝子，他“十岁诵古文”，博闻强识，文才横溢，考试更应该不成问题。但实际上司马迁第一关就过不了，家乡父老并不欣赏他，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第二是“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二千石的官，工作满了三年，他的兄弟或者儿子，可以有一个成为郎官。

二千石是郡守级别的高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不过是六百石的太史令，够不上这个层次。这条路也不可能。

第三条路是“六郡良家子善骑射”，也可以取得郎官资格。司马迁崇敬的飞将军李广，当年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先立军功，后成为郎官的。司马迁的出身倒确实算是六郡良家子，不过史料中没提他骑射功夫如何，更没说他上过战场。

第四是所谓“赀选”，这个概念学界还有争议，可能是指买官，更可能是指家资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获得一个郎官资格。

司马迁仰慕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就是汉景帝时代“以訾为郎”的。

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死刑后，“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只好选择以宫刑替代。不过也许是司马迁败家，他年轻时家境好一些。赀选的可能不能绝对排除，但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报任安书》说得很清楚：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也就是四条常规路径，司马迁哪条都没走。而是司马谈让汉武帝相信，司马迁掌握一些别人不具备的“薄伎”，于是作为特长生，当上了郎官。

汉武帝时代不拘一格降人才，何况郎官本来就是“宦皇帝者”，对选拔规则的重视，不如外面的正式官僚系统。皇帝觉得你可以，也就用了。你爸爸能证明你优秀，你也确实优秀了，没什么可瞒人的，不妨敞开了说。

那个时候，衡量人才不会有统一标准，所以会有很多大起大落的人生，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不公平，会有很多鸡毛蒜皮得意地飞上了天，也会有很多非常规的人才脱颖而出。这种情况，古人会说，这就是命，现代人会说，一个人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历史进程。

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当上郎中的

第三个问题，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当上郎中的？

琢磨《太史公自序》的文意，“于是”二字，似乎表示司马迁是壮游之后，回长安不久就当了郎官。

前面说过，司马迁出生在哪一年有争议，有公元前145年说和公元前135年说。司马迁二十岁开始游历，也即出发时是公元前126年或116年（古人算年龄都是虚岁）。但问题是，司马迁走了那么多地方，又要到处搜集信息，似乎很难当年往返，但究竟花了多少年，就无法确定了。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也就是从在汉武帝身边做郎官算起，已经二十多年了。

《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也有两说：太始四年（前93年）或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往前倒推“二十余年”，就是司马迁开始做郎官的时间，但无法确定这个“余”究竟是多少年。

累计下来，司马迁何时入仕为郎，仍是有十来年的误差。

司马迁何时奉使西征

第四个问题，司马迁“奉使西征……”又是在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非常明确，汉武帝平西南夷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回来时，“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是元封元年（前110年）。

大致说，司马迁做郎官的时间，短则数年，长则十年以上。

然后《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一句没提自己在皇帝身边的见闻。

这大概说明，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司马迁还是有的。西汉末有个著名的典故，有个叫孔光的大儒，官做得大，更极得皇帝信任：

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他工作日到皇宫上班，休息日回家，和兄弟、妻子、儿子闲聊，绝口不谈宫禁里的事情。有人问他：“宫里的温室殿，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孔光默然不应，岔开话题，他就谨慎到这个地步。

后来到宫里上班官员，也把这种沉默看作应有的自觉。有个著名的反例是，唐朝的时候，有人解释唐玄宗不用李白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

唐玄宗不是不爱惜李白，但是毕竟不能为李白坏了宫里的规矩，李白喝醉了出入宫禁，出去之后又嘴上没有把门的，出事了不能不处理，早点让他离开，反倒是保护李白的意思。

从《太史公自序》的写法看，司马迁倒是达到了“不言温室树”的标准的。但看《史记》别的篇章，难听的话其实很多。如《封禅书》讲：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此据《资治通鉴》推断的时间，当代学者或有不同看法），汉武帝病得很重，最后得一个巫师指点，不知道怎么病就好了。于是汉武帝在甘泉宫祭祀神君，礼敬崇信得不得了。司马迁当时就追随在汉武帝身边，他评价神君说：“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神君说的话，无非是一个俗人的见识，没什么特别的，而天子偏偏就喜欢这一套。

简牍时代，全套《史记》重达一百多斤。司马迁可能是顾虑到，自己的作品未必有几个人能通读，自序却是可能被最多人读到的，所以这篇里，还是不谈敏感的事，多说正确的话。有些话，放到别的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说。所以要了解司马迁，确实必须先读《太史公自序》，但自序里司马迁的形象，肯定是不完整的。

司马迁有没有升过官

最后说下司马迁有没有升过官。

司马迁“奉使西征”，针对的是巴、蜀以南也即云南、贵州一带，问题却是由南越国引起的。

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一支南征的秦朝大军，不想回去卷入中原纷争，于是封关绝道，在岭南地区独立建国，也就是所谓南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天，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讨伐南越。实际上，仅仅靠其中两路的兵力，就于第二年冬天，灭掉了南越国，另外三支都没有赶到战场。

但是，从犍为郡出发的那支汉军，却在当地引发了叛乱。当时汉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还非常薄弱，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实际上基本是自治的。而古代条件下，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又必然引起社会的巨大不安，这些地方就叛乱了。

汉武帝当时正在巡游途中，得到情报后，当机立断，让本来准备去消灭南越的军队，改变路线去平定西南。

司马迁就是被汉武帝派出去，传达这个使命的。

由于此前被汉武帝委派到西南地区开拓的唐蒙、司马相如，都有郎中将的身份，有学者推测司马迁也因此升任郎中将了。

实际上，唐蒙、司马相如都是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要主持大规模的征发徭役的，因此要有一个“将”的身份；司马迁只是传达旨意，之后追随大军行动了一段时间而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司马迁也没说自己做了郎中将，大概就是没有。

研究司马迁就想帮司马迁升官，倒也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