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摘我在写的中国古兵器史稿子的一部分，公众号也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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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锏论——兼论鞭、策

汗青

中国历史上作为兵杖的铁鞭，按目前史料所得，最早出现是晋代。

首先是东晋裴启《裴子语林》记曰：“王平子从荆州下，大将军因欲杀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铁楯马鞭，平子恒持玉枕。“

这里说的是铁盾、马鞭，但是真正的马鞭肯定无法自卫，这肯定是件兵器，才能与铁盾相配，用于自卫。

而在稍后的南朝萧方等（这人名“方等”，很多人误以为是萧方等人的意思……）所著的《三十国春秋》清人辑本中，就明确说了：“王敦谋害王澄，而澄众有二十人，持铁马鞭为卫。”

此处明确了王澄二十人侍卫所用的“马鞭”是“铁马鞭”，侍卫持铁马鞭用于自卫，防备来自王敦的攻击。我们就可以肯定这是一种鞭形武器了。

这两人中的裴启，在当时文名显赫，东晋“裴氏学”就是因他而起。他与谢安等名流甚熟，和王澄等皆为当时之人，记载是肯定不会错的。而萧方等则是稍晚的南朝梁敬帝异母兄，才名颇盛，所写也是可靠的。

因此可以知道，在晋代就有铁马鞭这种武器了。到了唐，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铁马鞭就是铁鞭，因为唐有一则记载以及两位诗人写过相关记载和作品。

一则记载当然是赫赫有名的武则天事迹了。《资治通鉴》记曰：“太后怒曰：‘……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可见唐代有铁鞭用于击马，这就是铁马鞭了。

两则诗文其一，代宗时期的刺史，诗人戎昱有《赋得铁马鞭》一首：“成器虽因匠，怀刚本自天。为怜持寸节，长拟静三边。”此诗非常重要，因为可以由此得知铁马鞭的形制乃是有节的，而且通体是硬的，并非铁柄皮绳。

其二，晚唐僖宗时期节度使李昌符有《咏铁马鞭》诗中序云：“长庆二年义成军节度使曹华进献。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贞观四年尉迟敬德’，字尚在。”而诗中曰：“汉将临流得铁鞭，鄂侯名字旧雕镌。”此诗可证铁马鞭就是铁鞭，而且已发展为兵杖类了。

历史上也有文人以为铁马鞭不是兵杖，就是马鞭，这是不对的。不说王澄以铁马鞭自卫的事，就是另有个轶事，也足以说明铁马鞭是可以打人的。唐明皇李隆基曾经让内侍暗藏铁马鞭和骨棒，去殴打太常寺的人，以便让自己心腹伶人获胜。太常寺人被打以后，方才发现李隆基的内侍袖子里藏有打人的物事。此事见于明皇时期作品《教坊记》，可证铁马鞭是种武器，不然内侍就不需要暗藏袖中，直接拿手里就好。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定义，晋代有铁马鞭，后世也叫铁鞭，到唐代，此铁马鞭也叫铁鞭一物的形制是有寸节，通体是硬的，可用来打人。

但是，迟至唐明皇、代宗、僖宗方才有铁鞭打人记载，可见这种武器在当时还不是太普遍，应属少量侍卫使用的不很显眼的特殊兵杖，尚可当马鞭用。王澄和唐明皇李隆基故事，都可证得这一点。

至五代十国，《新五代史》曰后唐、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在起兵时曾造铁鞭，骗其属下说此“鞭有神，指人，人辄死”，并自号“铁鞭郎君”。由此则铁鞭记载，可知铁鞭已成真正用于战场的兵器了，与铁马鞭有了本质区别。盖因一位堂堂节度使，起兵反晋之际，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向，因而得一神器，还以此为号，显然不会去用一只马鞭来做自己的名号，此鞭为兵器无疑。

所以作为纯粹的武器，不再兼有驱马功能的铁鞭，应出现于晚唐到五代这段时间。唐代早中期，它还是沿袭晋代的功用，主要是一件驱马器物，当然也可以用来打人，但肯定不是纯粹的军杖。

在辽代张世卿墓壁画中，马前有个仆从手持有节之鞭，此鞭是硬鞭，笔直斜指向天，显然是用于击马的铁马鞭。这应该是铁马鞭的文献图像。张世卿墓为辽耶律洪基的大安年号，在北宋则是神宗元丰年间。可见此刻辽国尚沿袭晋唐风，有铁马鞭用于驱马。

有学者认为此物为策，余以为不妥。 策字，汉《说文》云：“马箠也。从竹朿声。”清段玉裁注曰:”马箠也。马 曰策，以策击马曰敇。”也就是说，策在用描述于击打马匹的时候，从朿声，读刺，《左传》云：“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在这里，策字就发刺声。

至于鞭、策两物的具体区分，《左传》有曰：“晋公子重耳对楚子曰：‘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五胡十六国时崔鸿《苻秦录》则说“苻坚时，关中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避虏’”，可见鞭为左手所执，击马股之用。

策，就是箠，用于刺马，因此刺马者为策，击马者为鞭。而《汉书》 刑法志说：“景帝中，六年定箠令，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可见策之一物，全身无节，末端薄尖。因此策就是一种用于刺马，全身无节的马具。鞭则是击打马匹用的，身上有节。两者用途不同，故古代马前有仆从分持鞭、策两物。

从史籍记载数次都说执左为鞭这个现象看，策可能是右手之物也未可知。像《左传》有“抽矢策其马”的记载，又说“左执鞭弭，右属櫜鞬”，櫜鞬就是箭囊，是佩在右边的，抽箭刺马肯定是用右手，似可佐证策是右执的猜测。

到唐代戎昱的诗文，就非常明确地说铁马鞭是“寸节”、性“刚”了，是以有寸节之硬物就是鞭，而且这个节间距不大，一般就是寸许，这和后世作为军器的铁鞭形制就基本一致了。而策之一物，在唐代很可能已消亡不见。

另，有人以为此类图中所绘为竹鞭，这是不对 的。我是南方人，喜食笋，对竹子还是很熟悉的。竹子这么细的枝条，枝节间距很大，节是不会这么密的。哪怕是结节稍密一些的罗汉竹，也不至于图中这么细，而且罗汉竹长大之后，就粗了，不是这种细细的形态。唯一可以密集一点枝节的是地下的竹鞭，但是竹鞭不会那么直，都是各种弯曲，而且也比较粗。再就是北方地区，尤其是辽金范畴内，竹子是很少见的植物，甚至黄河以北都少见，别说东北了，辽、金不至于为了策马就特地从南方去贩运进口竹条。因此无论是从生长形态还是现实条件限制，张世卿墓以及其辽金他绘画上的这类密集突节的硬鞭，都不会是竹鞭。它们就是人为制作的节形马具，应是铁制器具。

在经过五代十国的连年混战，进入相对统一的宋辽西夏并存时期后，铁鞭突然飞速发展起来，迅速在宋成为了一种军中常见的制式武器。北宋前期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云：“铁鞭、铁简二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有人作四棱者，谓之铁简，谓方棱似简形，皆鞭类也。“

这个记载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也就是说，宋代军用的铁鞭锏，已开始按照自己能用的极限来设计制造的。这就突破了晋唐时期铁马鞭的限制，已彻底发展为一种武器，没有了马鞭的功用。

另外，从图形上看，宋代铁鞭并非纯粹钝器，它头部有可以刺击的锐尖，是可以当破甲锥用的。因此，这种武器在军阵中可当单手破甲锥使用，兼具打砸功能。

而有关铁锏的记载，则多次提及了它有“四刃”，可见铁锏拥有较锋利的棱角的。又，在史籍记载中，锏、简两字混用，为了方便行文及避免歧义，除引文外，本文概以铁锏名之。

这种设计，是合理的。作为军用武器，当然会尽可能地考虑杀伤，只要有这种附加可能，必然就会加以利用。因此宋代鞭锏，是铁鞭有尖，铁锏有刃。

宋军大将中擅用铁鞭、铁锏、铁杵这类铁制棍状武器的，比比皆是。另外，铁鞭有节，因而制造工艺上要复杂很多，做起来很是费工费时，普通人应该很难用得起。同时在西夏、辽、金记载里，也少见有用铁鞭的。就目前所得看，铁鞭似只有宋将在大量使用，当然有可能查阅量不足，遗漏了相关史料。

以《宋史》所记，宋开国大将王继勋就是使鞭名家，《宋史》说他“常用铁鞭、铁槊、铁檛，军中目为‘王三铁’。”

宋初名将呼延赞，也是使鞭好手。他于雍熙四年在太宗面前演武，“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太宗大为赞赏，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

狄青帐下大将张玉，与西夏战，“遇夏兵三万，有驰铁骑挑战者，玉单持铁简出斗，取其首及马，军中因号曰张铁简。以状闻，仁宗曰：真勇将也。”

仁宗时期宋与西夏的好水川战役中，参战的诸多宋将，均善用铁鞭、铁锏。

泾原路行营都监王珪，善用鞭、杵，从军以后屡屡以铁鞭击杀对手，曾有一手杵一手鞭，先后以杵、鞭分别击杀两名西夏持长矛将领的记录。战斗结束后，他将所得的两杆西夏将领长枪插于当地，后来百姓于此为他立祠纪念。

好水川之战中，王珪情知不免，“乃东望再拜曰：‘非臣负国，臣力不能也，独有死报尔。’乃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马中镞，凡三易，犹驰击杀数十人。矢中目，乃还。夜中卒。“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在军阵中以铁鞭为主武器击杀数十百人的将领。真正是条好汉子，谓之铁鞭王一点不为过。另外对我们相当有帮助的一点就是，记载表明王珪所用铁鞭会弯，从这个现象看，当时的铁鞭材料应该是低碳钢或者熟铁，含碳量并不很高。

好水川之战的宋军主将任福，则“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

内殿崇班、鄜延路兵马都监桑怿，“勇力过人，善用剑及铁简，有谋略“，亦战死好水川。

真宗时的李怀岊，“多屯边郡，常持大铁鞭以斗贼，屡中流矢，至供奉官。“

到了南宋，如果按时间算，记载中第一位出现在战场上善使铁锏的名将，我估计很少人能猜到，那就是岳飞。他孙子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写到，靖康二年“二月，战于曹州，先臣（指岳飞）被发，挥四刃铁简，直犯虏阵。”时年岳飞二十四岁，任五十三阶武官中的第四十四阶修武郎。

岳飞（右）

在福建博物馆藏有一只铭文铁锏，铭文显示是南宋名臣李纲于靖康元年所作。这只锏是征集品，来历很传奇。1926年，汪伪政府典礼局局长萧奇斌，自某古玩商手中购得此锏，后存于外甥林中宇家。建国后“破四旧”运动中被抄走，八十年代退还林家，数年后林家捐赠给了福建省博物馆。这只锏，瓜楞首、海棠档，素铁锏身有金色铭文。就形制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只思慕先贤的寄托款明代铁锏。

福建博物馆所藏李纲铭文锏

宋代造像中，持鞭的形象也非常多。

现在国内馆藏铁锏，以东北和内蒙为多，皆是辽金铁锏。而历史上的记载，北方游牧民族当中，善用铁锏者确实不少。如金国大将乌延查剌就是一名名闻北方的使锏高手，其人“左右手持两大铁简，简重数十斤，人号为‘铁简万户’"，史载他与辽军交战时，“身率锐士，以铁简左右挥击之，无不僵仆”，挡者辟易。这种挥舞铁简的战斗记载，单在他的传记中，就出现了两次。

我手边正好有一只辽金铁锏。此锏锏格为标准辽金一字格，但是中间为圆盘状，相对少见些。锏长九十多厘米。

宋军老将毕再遇，善用双刀。他在六十余岁时在与金军的一次战斗中，遇见了一个使双铁锏的金将。当时“再遇手挥双刀，绝水追击，杀敌甚众，甲裳尽赤，逐北三十里。金将有持双铁简跃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简，右刀斫其胁，金将堕马死。“

阿城博物馆藏金代锏

历史上的辽金铁锏是比较好认的，形制非常有特点，很容易断代。它们通常柄木靠锏首处宽大，近锏格处收细。均为横一字格，辽金刀剑和铁锏的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看便知。而锏首几乎都是盔首。这种风格，很明显继承自唐。辽金锏通常都比较长，大约在90厘米左右。

黑龙江博物馆藏金代锏

宋之后，元代存在时间比较短，而且军器形制很乱，鞭锏之制没有太明确的记载，但有一些造像是可以参考的，其中又以居庸关云台刻像最有特色。

居庸关云台造像，元代作品

北京元代武士造像

入明以后，因火器的大量使用，铠甲、弩以及所有的冷兵器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退化，使鞭锏的记载也相对较少，但从史料看，它们依然还是标准军器，不但将领在用，普通士兵也有使用。如《崇祯长编》：“当阵前对臣(尤世禄)坐纛冲入，臣持铁简迎也战，击之坠马，左右丞前斩首，并盔甲什物尽皆获之。”《明史》说黄得功“喜持铁鞭战，鞭渍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小腆纪传》：“（孟）乔芳引兵来剿。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轻骑诱（孙）守法出擒之。守法执铁鞭，格杀百十人，乃死。“

我手边正好有一只明代锏，锏身四棱铁制，打磨成塔形。铜瓜楞首，福寿纹铜格。

在万历年间的中朝日壬辰战争时的丁酉再战，西北边军麻贵所部曾大量使用了鞭锏。麻贵所部有相当数量的蒙古兵将，并且长期和游牧民族作战，因此很可能保持了宋时遗风，军中鞭锏类的钝器比较常见。实际上当时的西北、东北边军中，尚保留了棍棒类武器，如壬辰战争总指挥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里，就明确说明军每个骑兵小队，至少要有两张弓，外加每人一口腰刀，或铳、镗、棍各一。

我手边的一只明代莲座熟铜瓦棱锏。瓜楞首，锏身贴边豆线，减地铲出凹面，柄亦纯铜，鎏金大部尚存。

明军在稷山大战中，解生等人率领的明军，主力是骑兵，有摆赛、颇贵等蒙古将领及蒙古兵。朝鲜《乱中杂录》曰：“天兵（指明军）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他书亦有”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等类似记载，可见当时明军中有相当数量的鞭类武器，令朝鲜人印象深刻，不然不会特意写这么一笔。

比较有意思的是，明代还演变出了一种冷热两用的鞭类武器，叫雷火鞭。这种武器，拥有一个中空的鞭身，实际是火铳的铳管。在打完一发之后，可以当铁鞭用。明代雷火鞭尺寸大多比较长，与辽金锏相仿，在九十厘米上下。

我手边一只明代龙吞雷火鞭（下）。

到了清代，部队主要武器就是刀和矛，其他则是各种火器和弓。相当部分武器成了仪仗器，并不再有实用价值，鞭类武器就是其中一个。故宫藏有目前不少古兵器，其中鞭锏不止一件，还都是传世品，只不过不太能看得到，想看就要凭缘分了……

故宫所藏鞭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