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一些西方知识，史学界称之为“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在当时的代表是《崇祯历书》。

根据《明史》记载，崇祯年间的中国传统天文历书，和传教士参与编写的《崇祯历书》前后有过八次预测交食的较量，结果是西洋历法八次全胜，分别在1629年、1631年、1634年（当年两次交食，还有一次此书没有记载）、1635年（两次）、1636年、1637年、1643年，每一次都是“与天密合”，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则全军覆没。

自《明史》以来，人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坚信明朝晚期中国天文学已经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然而，中科院学者考证却指出，并非中国传统天文学一败涂地，而是西方传教士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别有用心地篡改了一段历史，所以西洋历法才会次次“与天密合”。

明末历争起因

由于天体运动会有细微改变，如果历书一直不变的话，数百年下来累积的误差就越来越大，因此古代王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修历。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历代对历法要求越来越高，“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到明代试图实现“差以分计”。

明朝末年，为了解决《大统历》中对交食（日食、月食等）预报经常失误的问题，于是在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申请改革历法。不过，徐光启采用的是西方计算法，自然会遭到传统力量的反对，因此崇祯提出“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但实际上由于各家观点差距较大，最终各行其是，主要形成了徐光启的西局、钦天监的大统、魏文魁的东局分布编修历书，史称“明末历争”。其中，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于是被任命编修历书。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拨人马各自修历，又各不相让，都说自己的最准确，那么最朴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预测交食时间。根据《明史》记载，八次预测中西洋历法全部胜出，自然是最为精准、最为先进的历书，将中国传统历法远远甩在了身后。然而，保存的明清版本相关书籍显示，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别有用心地篡改了历史，接下来以被“遗漏"的交食——崇祯七年三月（1634年）日食预测为例。

崇祯七年三月日食

崇祯七年三月的日食，是当时北京可见的最大食分日食，按理说是检验各家历法准不准确的试金石，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清代时刊行的《西洋新法历书》却没有记载。

清朝之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都包含《治历缘起》、《古今交食考》等内容。其中，明代《治历缘起》有12卷，清代的只有8卷。

明代版《治历缘起》中，礼部尚书李康先奏报“京师顺天府见食六分二秒”等。当时，徐光启于1633年去世，李天经一时没有到任，导致西局无人管理，后来拖到交食前不到一个月，才由罗雅谷、汤若望推算完成，李康先奏报给崇祯。

清代版《治历缘起》中，没有崇祯七年三月交食的记录。不过，其中记载的崇祯圣旨说到：“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既互有合处，端绪可寻，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一，以裨历法。魏文魁即着详叩具奏，钦此。”原文没有说明崇祯针对的是哪一次日食，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但根据前后文推算，如今学者确定其讲述的崇祯七年日食。

因此从以上记载来看，在崇祯七年的日食预测中，西方历法计算出的数据误差太大，魏文魁的“食分”计算方法更为准确的，其他数据大统历更准确。下图源自《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学者根据当时数据重新计算的结果。

传教士为何删改历史

显然，崇祯七年三月的这次日食预测，被别有用心删除的背后，原因在于西洋历法失败，中国传统历法胜利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崇祯年间，北京可见的日食有8次、月食有16次，总计24次之多。按照当时规定，在交食发生之前，各方要将推算结果上交，然后比对谁更精确。但在清代版《治历缘起》中，却有10次交食记录被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删除。

西方传教士删除这些记录的原因，无非是他们预测的不准确。1634年崇祯历书编写完毕，之后十年崇祯一直没有正式刊行的原因，不是明朝保守派反对，思想过于顽固，而是在与中国传统历法的较量中，至少西洋历法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是不如中国传统历法。

其实，从徐光启的奏折来看，当时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传教士们编修的历书，至少不太可能是“全胜战绩”。崇祯三年，徐光启说当时“今虽功绪伊始，未有全书定法”，还没有确定制历的思路，后来只是在西方天文书现成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用历习惯等“加减推算”修正，之后是“约略推算”、“揣摩推算”、“未全备”、“为期尚远”等，直到他去世的崇祯六年才说“臣等新局诸臣所修《交食历》稿，业已就绪，谨依法推步”。因此，即便西洋历法比中国先进，但放到中国来推算的话，出现诸多预测失败也是正常的。

然而，无论是上述的10次交食预测，还是徐光启的实话实说等等，几乎只要是不利于西洋历法的证据，在清朝《西洋新法历书》中都被删除。钦天监大统历、魏文魁的所有奏报记录，也几乎都神秘消失了，尤其是魏文魁，几乎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原因何在？

汤若望删除这些记录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西洋历法预测不准确，会动摇西洋历法在中国的推广，以及动摇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乃至影响到他们的传教，于是汤若望等传教士就删除了大量不利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潘鼐在整理《崇祯历书》时发现，不同藏本的缺页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还非常神奇的存在“不同藏本均缺同一页的现象”。因此，在刊刻《崇祯历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极有可能就动过手脚，删除过一些内容，目的是为了隐藏不利于西洋历法的证据。

南怀仁揭开真相

通过删改历史的办法，欺骗清朝君臣，西方传教士成功地维持了“西法先进”的形象。多年之后，传教士南怀仁满怀得意的心情写下了一段“感谢仁慈的神”的文字，目的是为了传教！

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每当细细思量此事，我并不怀疑，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扭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熙不放心汉人执掌钦天监，将之交给西方传教士，结果传教士在每一次提交交食观测数据时，都是按照之前的预报结果抄写，成功的欺骗了康熙，最后还塑造了西洋历法无比精准的形象。

当然，传教士也翻过车，在康熙十年、康熙二十九年发生“当食不食”的严重错误。“当食不食”属于重大失误，所以无法补救，但如果误差即便大一点，传教士还是可以通过上述办法补救的。

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笔者不敢妄言，但从西方传教士删改的上述历史来看，至少可以说当时中西方天文学差距并不大。但由于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卑劣的删改历史、大肆污蔑中国天文学者，以及《明史》不负责任地记载，导致如今还有很多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天文学已经大幅度落后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