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角度看，国榷的价值相对大些；但如果想了解明代的历史，明通鉴是个不错的读物。 国榷的价值自不待言，其最大的缺点并非叙事，而是对记事繁简的把握。有时学春秋笔法，简单几个字记载一个事件；有时像史料长编，事件来龙去脉纤细不遗。明通鉴的价值亦不可小觑。夏燮是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他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对各家记载的分析取舍皆非常人所能及。我们可以通过明通鉴了解明代史实，可以通过明通鉴勾勒研究论文论著的框架，可以以明通鉴为基础对有关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再分析，但一部论文或论著对明通鉴的引用万不可超过全部引用的三分之一，如果要说价值，当要更注重《国榷》。 一是修书时时代近，资料珍贵可信，二是此书未经清人改删。天启元年（1621）开始编著，“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伪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终于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修书初衷是鉴于当时的经史官员所修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于是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 夏燮的书也自有他的可贵之处。夏因不满《明史》的失真记载，于是仿《资治通鉴》的体例，编修《明通鉴》一百卷。但此书大多剪裁习见之史事，而且有时显得笔拙。

谈迁属于前明遗老，对当时的清廷多少都抱有敌视态度，其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如建文史、夺门之变等；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夏燮作书时候已经是道咸年间了，本人又作过知县，对于当年满洲发展建国史多多少少有些避讳。 虽然两本书的卷数差不多，都是百卷。但是他们对内容的偏重不同，以弘治三年正月为例：国榷写了17件事，而明通鉴与国榷字数相差不大，只有4件事。虽然在一些大事件的内容程度方面国榷显得十分简略，但国榷至少能将明代政局的发展能详细描述出来，而明通鉴更像是明代历史的故事版，缺少编年体的流畅性，我粗略翻了一下，除了太祖建国、崇祯失国稍微记载丰富外，其余大部分年月记载简单，每个月常常记只载一两事件，甚至有时连尚书的任命升迁都没有记载，很多重要官职任免、大臣题本奏本、皇族出生死亡分封等等都没有记载。当然了，如果单论故事性的话，明通鉴相对好看些，而国榷像是在写流水帐，但是这毕竟是通鉴体史书，相对而言，国榷更有价值。

国榷 和 明通鉴皆为编年体，国榷对于以往避而不谈者敢于直书，并加以评论。将自己及诸家的观点并列于正文后，便于读者了解，和参考。再就是作者对于史料的考订上，忠实而精审。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注意万历以后的史实，并依据方志，遗民口述的资料来爬梳史事，所以价值极高，但在于叙事上有时候时间先后不一，并有重复，读时需当注意。 明通鉴 成书于咸丰末年，虽成书教晚，但作者能旁征博引，从群书中爬梳史料，并对《明史》的问题，附考异于正文后，所以也对考订史实有参考价值。当然与国榷比较就差得多了！ 明史、明通鉴、明史记事本末、实录、都读了，不算真正了解明朝，只有读了《国榷》才算真正了解明朝， 甚至，熟读《国榷》了，就连上面那基本书都可以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