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政史研究业已经历了百年历程，但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来，才真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盛局面。当然，此前并非没有学者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也陆续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田赋、粮长、一条鞭法等问题，中国学者梁方仲和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性成果。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1974年出版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迄今仍是通史类著作之外对明代财政进行整体考察的唯一专著。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徭役与财政发表的系列论文，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如此，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问题相比，明代财政史研究仍然处在相对薄弱的地位，呈现出起伏性、间歇性发展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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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思考体系化

财政是牵动整个社会的大问题，研究财政史是观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黄仁宇在前揭著作中，将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他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他还断言，“洪武型财政”与“第三帝国”（即明清两朝）相始终，历经数百年而无实质性变化。黄氏此书于2001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引起较大反响，赞成者与批评者皆有，但无疑促进了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化的理论概括，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新看法。

在理论建构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万明的系列研究成果。她以白银货币化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关系，认为明代后期出现了向货币经济基础上以货币税收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换，其实质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无疑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她还与数学学者合作，对《万历会计录》中的浩繁数据进行了整理与统计，直观展示了晚明财政的总量、结构和货币化程度，为自己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量化基础。

刘志伟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赋役制度作过深入探讨。在近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讲中，他强调中国在王朝时期的经济属于“贡赋经济”或“食货经济”，由“赋入贡棐”与“懋迁有无”两个方面构成。他将明代赋役体制转型概括为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认为一条鞭法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系形成的转型过程。他也将这一转型与白银联系起来，指出类似变化在明朝以前也曾出现，但赋役性质并未根本改变，白银的大量流入与广泛运用是明代赋役变革成为不可逆过程的关键因素。

赵轶峰近年来致力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理论构建，财政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相关论文中，他简要勾勒了明代从实物财政到货币财政的转变过程，认为在实物财政体制下，收取与支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致的，而货币财政收支过程高度分离，专收专用的自然平衡让位于需要由统一的财政管理中心精密统筹的人为平衡。货币财政加快了财务运转的速度，促使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按照经济规律行事，同时也凸显了专制皇权与整个社会的矛盾，以及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变为雇佣兵制以后的财政困难。

刘光临在其英文著作《1000—150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以及一系列中英文论文中，将明初财政模式放在宋代以来的长时段变化过程中加以考察。他将宋代定位为“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从宋代到明初，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市场经济体系向统制经济体系的转变，直到16世纪之后，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才重现苗头。与其他学者一样，他也认为一条鞭法是对洪武实物财政体制的革命，但他对这一革命的意义的评价要比其他学者低很多，认为不过是回归到8世纪唐宋变革以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货币化的轨道上。

具体研究精细化

明代财政史研究除宏观理论建构颇为可观外，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也有明显推进，其中不乏资料丰富、论述精细的厚重成果，而且大多出于青年学者之手，体现了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活力和潜力。鉴于相关成果数量众多，这里只介绍一些专题著作。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明代白银库藏的考察。户部太仓库、太仆寺常盈库、工部常盈库以及内承运库是明代财政白银的主要储藏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了解明代财政货币化和白银收支规模的真实状况。苏新红《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刘利平《从马政到财政：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功能和影响》、李园《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分别对太仓库、常盈库和内库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其白银收支数量进行了更加合理的估算，不仅加深了对明代白银财政规模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思考明代财政体制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数据基础。

明代财政体制变革与白银广泛使用密不可分。关于白银问题，除前揭万明的系列成果外，近年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探讨。黄阿明在《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一书中，对货币白银化与赋税制度变革做了探讨，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赋税征银的负面作用。邱永志在《“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一书中，也梳理了财政制度改革及其银纳化过程，认为财政领域的银纳化改革早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且对白银基准价值地位的再确立以及民间市场上白银流通的拓展具有促动作用。

明代绝大部分的白银收入用于军费，而且主要流向北边各个军镇。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以《万历会计录》以及其他四种数据为基础，对1531—1602年间北方边镇的财政变化情况做了全面系统的评估，论证了明代中后期边防经费剧增导致国家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广泛搜集散见于各种典籍的相关数据并做了较为细致的考证，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把握九边军队、马匹、京运年例银等方面的变动趋势。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梳理了各项加派的数量变化，估计辽饷加派占晚明财政收入原额的28%，若再加上剿饷和练饷，则占到原额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

地方财政问题近年也颇受关注。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以徭役及其附带财政责任为中心线索，对明代浙江和南直隶田赋、上供物料、地方经费的结构及其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则以国家财政管理为主线，对明代不同时期江南逋赋的基本情况与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侯官响《明代苏州府赋税研究》分阶段考察了苏州府的赋税征收与折银过程，并对万历时期苏州府的赋税结构进行了量化分析。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梳理了万历时期北直隶正额财政与非正额财政的收支状况。

视角观点差异化

在学术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视角和看法是一种常态现象。甚至可以说，视角和观点的多样与碰撞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近年随着明代财政史研究的空前活跃，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得到深化和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差异。相关学者应当正视这种差异，积极主动地开展交流和争鸣。这样，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厘清各自观点的含义，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明代发生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变，这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事实。但对于这一转变的程度和意义，学者们的认识却差异极大。如前所述，黄仁宇认为明初形成的“洪武型财政”既落后又僵化，延续数百年而未发生实质变化。刘光临基本沿袭了黄氏对明初财政体制的评价，但对明代后期转变的评价比黄氏要积极一些，不过仍认为尚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万明则将明代财政体制的转型视为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并提出明代后期已经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重大判断。清代财政史研究者陈锋则将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视为传统社会赋役制度变革的终结，认为近代财政体制直到晚清才真正发端或初步建立。倪玉平也持有类似见解，认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巨大转变。但是，究竟怎样定位明代货币财政形成的意义，还需要从整个帝制时期赋役财政变迁的长时段角度加以把握和分析。

对于促动财政白银化的主要动力，学者们的看法也分歧颇大。万明强调，白银货币化是市场经济萌发的结果，然后才逐渐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之中。刘志伟认为，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两种观点虽然差别很大，但都将明代赋役财政体系变革视为内在因素推动的渐进过程。刘光临将此类解释称为“制度演变内生说”，认为这种思路无法解释一条鞭法何以要到隆庆、万历时期才开始普遍推行。他转而倡导“外生说”，强调嘉靖抗倭战争才是变革快速实现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丁亮对浙江和南直隶地方财政的研究，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刘光临的观点。胡铁球则提出一种更加具体的原因，认为明代大规模赋役货币化的启动始于宣德四年，其原动力来自官僚集团以增俸为目的的利益诉求。明代财政体制变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肯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各种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机制，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和判断。

明代财政体制转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比如，万明和刘志伟都认为，伴随一条鞭法改革的展开，明代社会和国家形态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但对转型趋向的认识又存在差异。万明强调白银货币化意味着国家垄断货币权丧失殆尽，更由此引发国家权力的削弱以及这种至关重要的削弱所导致的社会失控；而刘志伟则认为在一条鞭法制度下，官与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强化的新机制。

财政体制与百姓负担息息相关。目前，多数学者对赋役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转变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均徭法、一条鞭法的相继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也有学者予以非常负面的评价。例如，胡铁球认为，明代的各类社会经济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增加财政”展开的，不但没有缓解国家的财政困境，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财政体系的运作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影响肯定差异颇大，需要开展更加精细的阶段性、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

限于篇幅，以上概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比如林枫围绕明代商税、申斌围绕明代财政册籍，都已发表了系列论文，只是尚待形成专著出版。但通过这一粗略轮廓，已足可看出近年来明代财政史研究的繁盛局面。这一热潮方兴未艾，相信会不断有新的论著出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价格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7ZDA1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校刊编辑部主任、《新视野》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