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衰落时期，历有明三百年间，既没有产生著名史家、史著，也没有创立新型史书体裁，致使后世每论及明代史学，皆叹其无可称述。其实，明代史學也并非一片空白，野史空前兴盛就是其大放异彩之处。

既往，人们虽注意到明代野史兴盛这一事实，却很少探究其兴盛原因和史学价值。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抒浅见，敬请方家指教。

一 、明代野史概述

所谓明代野史，是指由私家撰著的有关本朝历史的著作。这种史著在明代大量涌现，当时即引起重视。万历年间，焦竑撰《国史经籍志》,专设“记注时政”一门，著录了大量野史。与焦竑同时代的朱荃宰撰《文通》一书，有《大明史材》一篇，著录野史达三百余种。明代究竟有多少野史，至今已难以作出确切统计。自清初，人们常以“汗牛充栋”形容其数量之多。今人謝国桢先生甚至据此认为：“有明一代，史学最盛”。

明代野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洪武至正德时期，野史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的御用文人为了歌頌大明天子的创业肇基之功，纷纷撰修开国史。如刘基著《皇明翊运录》和《皇明礼贤录》,王祎著《造邦勋贤录》,宋濂著《洪武圣政记》等，都是洪武朝的当代史著作。这些史著虽不完全属于私撰,但它们首开记载当代史之先河，实为明代野史之濫觞。

此后，永乐至正德数朝，野史陆续问世，依其所记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记载一事之始末。如金幼孜《北征录》,记作者永乐年间隨从皇帝出征的经历；许进《平播始末》,叙述弘治七年平定土鲁番进扰的事迹。第二类，人物传记。如谢铎《名臣事 略》、杨廉《名臣言行录》等，记載重要文臣武将的生平事迹。第三类，記载朝野掌故見闻。如王整《史余》、陈沂《维桢记》等，记述正德以前数朝掌故；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述弘治一朝见闻。

这些史著，记人物只限于“名臣”,记事迹多属于掌故；叙事不成系统，或为“局中人道局中事”的原始记录,或为未经剪裁的史料堆砌。因此，在体例和内容上，都还不够成熟。而就当时整个撰修野史活动而言，在部帙的大小、数量的多寡以及修史人员之广泛程度等方面，更难与嘉靖以后野史兴盛局面相媲美。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明代野史的产生和缓慢发展阶段。

(二)嘉靖至明朝灭亡，野史的空前兴盛。

至嘉靖时期，明代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小型史著的不断问世，为撰修体例严整、内容系统、部帙庞大的史著积累了大量史料。于是顺乎史学发展之大势，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以陈建著《皇明通纪》为开端，一大批史家相继向社会呈献自己的力作，将撰修野史的活动推向高潮。这种繁盛局面经久不衰，直至明末随着明朝的灭亡才告结束。

嘉靖以后野史兴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撰史人员广泛。明代野史作者，各阶层人物应有尽有。既有高拱那样的朝廷高官，也有祝允明那样的一般士子；既有王世贞那样名闻遐迩的文坛巨匠，也有黄俣卿那样名不见经传的草野小民;甚至连“未必知书”的杨铭也身与其役。“家期马、班，人各操觚”,是谢国桢先生对当时各阶层人物踊跃投身于撰修野史活动的形象概括。

第二，史书体裁多样。明代野史“载籍之博，无体不备。”历史上所出现的史书体裁，大多为明人所采用。薛应旂《宪章录》为编年体，郑晓《吾学编》为纪传体，高岱《鸿 猷录》为纪事本末体，李贽《续藏书》为人物传记体；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仿《昭明 文选》之例，吴瑞登《绳武编》依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体;而众多笔记性质的野史，则条分件系，以类相从，实为《世说新语》的变体。

第三，记载内容丰富。随着野史数量增多和部帙加大，所记内容也相应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轶事琐闻，都在野史中得到反映。诚如清人所言：“有明受历二百七十余年，其间创守之规、盛衰之势、人物之臧否、制度之损益，与夫天官、地舆、兵形、食货诸大政，莫不散在简策，历历可稽”。

第四，注重史料整理。小型史著不断问世，在客观上向史家提出了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的要求。这时的史料整理，主要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丛书。霍韬《明良集》收录正德以前出现的《洪武圣政记》等七部史著。沈节甫的《纪录汇编》将一百二十三种当代史著作汇为一编，如此庞大的专门辑录当代史著作的丛书，在丛书史上还是首见。另一种是史料长编。如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下及斋谐小说，靡不铨择。”并将这些零散史料按人物职官作系统编排，成为纪传体明史的资料长编。

第五，研究水平提高。随着当代史研究的深入，适应撰修系统史著的需要，对当代历史的考证，也逐渐受到重视。在一些文集、笔记中，不乏对当代史的考证之作。王世贞的《史乘考误》,则是一部考证当代史的专著，该书对百余部官私当代史著述详加考辨，或增补史实，或纠正谬误，或评论是非，把当代史研究提高到崭新的水平。

上述五个方面，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嘉靖以后撰修野史活动的繁荣景象。本文准备着力探讨的就是这一时期。

二、 明代野史兴盛原因

明代史学本不发达，但野史却盛极一时，其原因何在?这里结合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状况和明代当时的社会背景，试作分析。

1.继承历代重视当代史的传统。

中国史学素有重视当代史的传统，现存最早的私修史著《春秋》,就是一部以春秋时期历史为内容的当代史著作。汉代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作者生活的汉武帝时期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其中汉代仅一百年的历史，竟占全书一半以上。此后，历代史家无不重视撰修当代史，尤以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最为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朝都有人私撰国史，如曹魏有鱼豢撰《魏略》,刘宋有徐爰撰《宋书》,南齐有熊襄撰《齐典》,北齐有崔子发撰《齐书》,等等。特别是晋代，私修本朝史蔚然成风，据粗略统计，著作当代史的史家达十余人。两宋时期，北宋有司马光撰《涑水纪闻》,南宋有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等，都是享有盛名的当代史著作。

古代史学重视当代史的传统，深深影响着明代史家，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志在继承这一传统。薛应旂指出：“(孔子)最适于用者，则因鲁史以作《春秋》,而褒贬赏罚者，无非当世之实事。”并称自己著《宪章录》这部当代史，就是要效法孔子，“窃附于从周之义也”。王世贞潜心研究当代史，自谓：“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典故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徐阶)所得尽金匮石室之藏，窃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司马迁)、兰台(班固)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致态态尔。”陈建撰《皇明通纪》则声言：“此纪特仿《续通鉴长编》之例，自国初迄正德，芟繁会要，萃次成编。”这些史家都在当时撰修野史的活动中，具有较大影响。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古代重视当代史的传统，对明代史学的深刻影响。

2.弥补官方修史制度的缺略。

早在周代即已形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注制度。此后，记注当代历史的制度不断完善，汉代有起居注，南朝齐、梁又有实录，唐朝创设了时政记和日历。至宋代集记注制度之大成：“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明代记注制度却极不健全，洪武初年“循元之旧”,只设起居注官，至洪武十四年(1381)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取消了专司记注的史官，竟连元朝都不如了。于是，起居注、时政记和日历等皆付阙如，记注之史唯有实录一种尚能累朝不断连续撰修。因此，清人潘未说：“前代有起居注、日历、会要诸书，明代独有实录”。

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实录，都是官方撰修国史的最基本史料。明代记注制度既不健全，撰修国史也就难以列入议事日程。自东汉撰《东观汉记》,首创官撰国史之例。此后，历代循例而行，官方延揽史家设馆撰修当代史，渐成定制。仅就宋代而言，先后撰修的国史就有《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等，总数达六百卷之多。明代官方在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仅于万历二十三年组织过一次撰修国史活动，最后因皇极殿火灾，修史活动作罢。因此，有明一代，竟无一部官修国史。

鉴于官方记注制度缺略、国史无成，许多人便以记注时政见闻、撰修一代正史为己任。时人朱荃宰曰：“前朝，史与实录犹并行，本朝则不然，识者病之，由是野史纷出。”钱谦益也指出：“国史未立，而野史盛。”这正道出了明代野史兴盛的一项重要原因。

3.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明朝以八股取士，致使士人专事场屋之学，养成空疏不实的学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有识之士洞识其弊，发出强烈的抨击。杨慎曰：“本朝以经学取士，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谇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薛应旂也指出：“乃今目前数年举业者，束书不观，转相传习，唯记诵坊间套语以猎科第，及其施之政事，形之章疏，盖有难言者在矣。”针对这种弊风，一些学者提出经世致用思想，以矫时弊。薛应旂曰：“君子 ……为文，无非为经世而作也。”焦竑也指出：“学不知经世，非学也。”这种思想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注重现实问题逐渐形成一种思潮。例如，在文学方面，奸相严嵩刚被削职，揭露严氏父子罪恶的传奇《鸣风记》就问世了。如此及时反映现实政治斗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经世致用思想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重视当代史。当时，许多人都倡导谙熟当代、了解现实。何良俊认为：“士必通达国体，而后可与成事功。”尹守衡指出：“生今之世，不识今代之典章人物，将安所适从孔子!”同时，社会上也提出了学习当代史的要求。如嘉靖时，礼部主事蒋劝能与人订立“读书约”即规定：“先读《经济录》、《吾学编》,次乃读《左氏传》、班、范诸史。”天启年间，黄遵素也教导其子黄宗羲说：“学者不可不知史事，可读《献征录》。”他们都将当代史著作列为率先阅读的书，可见学习当代史已成为世人的要求。许多野史正是适应这种客观情况而产生的，因此，它们的特点就是紧紧抓住社会中的重要问题。例如，边事频仍和宦官干政是明代两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所作的野史也就格外众多。《北虏考》、《四夷考》、《驭倭录》等都是记载边事的专著；《锦衣志》、《中官考》、《珰彰录》等对明代历朝宦官劣迹叙述甚详。经世致用思想直接影响着史家研究当代史的选题和侧重点，可见其对明代野史兴盛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4.统治者撰史政策宽疏。

撰修本朝史，因与当时政治密切相关，直接关乎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历来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在开馆撰修国史的同时，对私修国史，总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如汉代班固撰《汉书》,曾因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险被论罪。隋朝则明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唐因隋制，吴兢、郑虔都曾因私撰国史被贬斥。在史学高度发达的宋代，权臣秦桧也曾将私撰国史悬为厉禁，使史家一时钳口，不敢轻言时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明代统治者既不重视官修国史，也不干涉私撰野史。甚至连经人告发的私撰国史案，也不认真查究。例如，嘉靖年间，陈建撰修了明代第一部成系统的编年体当代 史《皇明通纪》,至隆庆元年，给事中李贵和上疏曰：“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陈)建以草莽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以一人闻见，荧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乞下礼部追焚原板，仍谕史馆勿得采用。”统治者虽采纳了李氏的建议，诏令焚毁书板，但因此书“板行已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禁而不绝，“海内传诵如故也”。统治者对此也不再深究。于是，继陈建之后，薛应旂作《宪章录》,高岱撰《鸿猷录》,郑晓撰《吾学编》,雷礼撰《列卿记》,等等，一大批当代史著作接连问世。至于为陈氏《通纪》作注、作补、续写、改编的书，更是大量涌现。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说：“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宇海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官方对此置若罔闻，既不深究陈建的罪责，更不加害继起的众多史家。这种态度与以前历代相比，都可称是宽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史家讳言当代的戒备心理，对野史的兴盛，无疑是一种适宜的客观环境。

三、 对明代野史的几点评价

对明代野史的评价是从明代本朝人开始的。嘉靖时期，王世贞曾总结野史的三个弊端：“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但他并未就此全盘否定野史的价值，他说：“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纪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这种评价，既注意到野史的弊端，又不抹杀其特有的价值，还是比较辩证的。

时至明末，对明代野史的评价竟变得偏执一端，毫无肯定之辞了。喻应益曰：“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臆，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阙椽焉。”张岱则对明代所有当代史文献抨击不遗余力，他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清人沿袭了明末的观点，对明代野史多持否定态度：“钱谦益诋为兔园饵订之簿；顾炎武目之为谬悠之谈；万斯同则谓，集诸家纪事之书读之，见其抵牾疏漏，无足满人意者。”这些著名学者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致使后世一提及明代野史，便认为无一是处。

笔者认为，明清学者的上述评价，指出了明代野史在质量方面的严重不足，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他们的评价，忽视了野史所特有的史料价值，忽视了野史对明代史学的独特贡献，因此又失于片面。这里，我们试从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两方面，对其作一分析。

1.明代野史的质量与价值。

应当承认，明代野史确有不少诬妄不实之作，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类：其一，作者夸功。如高拱著《边略》,将与张居正共同制定的“胁谙达内附”等策略，完全归功于自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颇多自矜语”。王守仁的幕僚刘昭，曾与守仁一起镇压宁王宸濠起义，所著《东征忠义录》,“大旨在著己之长，暴守仁之短。”其二，攻击怨敌。如孙允中在与刘源清平定大同兵变时结怨，所著《云中纪变》,“大抵皆归狱源清之词”。高拱著《病榻遗言》力诋张居正，说他闻听隆庆帝死，“虽哭，乃面露喜色，扬扬有得色。”其三，徇情讳饰。如祝允明是徐有贞外孙，所著《苏材小纂》,“叙有贞事迹，颇有讳饰”。雷礼与陈文同乡，所著《列卿记》,将无所建树的陈文称为：“政体多达，勋德未昭”。其四，追求怪异。在《庚已编》、《客座新闻》一类书中，“异人星占”、“升遐之兆”、“人妖公案”、“水精”、“木妖”之类荒唐悖谬之事充斥其间。在这类野史中，也有一些作者并非完全出于猎奇心理，例如不少野史记载于谦吓退“桂树 妖”之事，显然是出于对于谦的景仰，但这种善意的向壁虚构，也同样损害了史书的严肃性 和真实性。总之，上述几类野史，在内容上荒诞不经，诬妄失实，严重影响了整个明代野史 的质量，使其难与宋代争胜。这是明代野史的重要缺失。

但是，不能因为明代野史存在这些糟粕就忽视那些征实之作；也不能因为一部野史中有不实之处，就忽视其中还有真实可信的记载。由于明代官方记注制度不健全和官修国史付阙，使野史中那些真实的记载弥足珍贵，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这正是本文所要申明的。

既如前述，明代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会要等皆无成书，仅有的实录又“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野史正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与缺略，它们记事范围广泛，对那些“刺”、“弊”、“野”、“微”之事，也不予摈弃。试想，如果没有众多野史的记载和辩白，官方关于方孝孺“叩头祈哀”的记载,岂不使方氏蒙冤千载；如果没有大量野史记载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明代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侧面何能被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凡此种种都说明，野史具有官方史籍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尽管明末以来，对明代野史的抨击愈来愈强烈，然而明史研究者也从未离开过这座丰富的史料宝库。谈迁撰《国榷》,“集海盐(郑晓)、武进(薛应旂)、丰城(雷礼)、太仓(王世贞)、临朐(冯琦)诸家之书，凡百余种。”清修《明史》,“凡作公卿一传，必遍阅记载之书”,依据的野史不计其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多有考证。如《平番始末》,“今《明史》土鲁番、哈密诸传，大略本之于此”;《广右战功录》,“《明史》(郭)希仪本传全采用之”;《三朝圣谕录》,“《明史》(高)士奇本传多采之”。此外，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焦竑的《国朝献征录》等被《明史》大量采用，也为当今学者所论证。《国榷》和《明史》都是有关明代历史的名著，它们的撰成，参考和采用了大量野史，可见明代野史对后世的明史研究，确有史料库的作用。

即使在较高水平的清修《明史》问世以后，明代野史也并未完全失去其价值。王鸿绪在撰修《明史稿》时指出：“成祖诛戮建文死事诸臣，湛宗籍家，备极刑酷，当日妻女发教坊司、浣衣局，配象奴及习匠功臣家，不一而足，野史每逐一详载，盖著成祖之残忍，余皆删去。”曾一度主持撰修《明史》的徐乾学也说：“成祖刑戮忠臣，其妻发教坊，诸书所传，至不忍读，今亦不必污简册，付之稗史，已足遗讥。”由此可见，一部《明史》受篇幅所限，本不可能将史料网罗殆尽；受作者史识的影响，选材也未必完全适当。至于因政治原因，隐没了大量有关建州和南明的史迹，更是《明史》的严重缺憾。因此，《明史》的史料价值固然较高，但它也绝然代替不了众多野史所特有的价值。今人研究明史，仍然广泛征用明代野史资料，也是对此有力的证明。

2.明代野史在史学上的贡献和意义。

虽然撰修野史在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都曾形成高潮，但明代野史兴盛比前两次高潮更 有意义。第一，既往历代对当代史的重视，表现在官方与私家两个方面，所以当代史著作往 往是既有官撰的国史，也有私修的野史。私家野史只是各种当代史著作类型之一。而明代则 是在没有宫方倡导的情况下，野史独自兴盛起来的。第二，以前两次撰修野史的高潮，都发 生在史学繁荣时期，史学的各个领域生机勃勃，野史也只是整个史学的一部分。而明代则是 在史学其它领域毫无生气的情况下，野史几乎独据史坛，所以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成为 一代史学的主力和代表。上述两个特点，在客观上强调了史学研究中当代史的重要性；提高 了野史在各种史著中的地位。同时，也填补了明代史学的空白，使其不致成为中国古代史学 发展的断裂带。

明代野史在史学上另一重要贡献是以撰修当代史集中体现经世致用思想。虽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古已有之，但历代对其体现不尽相同。例如，唐代最重视修前代史，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八部正史，都在唐代修成。唐太宗曾说“前代史书，彰善瘴恶，足为将来之戒。 …… 将欲览前王之失，为在身之龟鉴。”宋代则最重视研究通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郑樵撰《通志》,为了“极古今之变”。总之，唐宋时期主要是从“鉴于往事”的角度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明代则将史学与现实作了最紧密的联系，史家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大量撰修野史，努力使史学成为“练达朝章”、“通达时政”的工具，起到“按计国是，丕赞中兴”的作用。将经世致用思想如此集中地体现在当代史著作上，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还是空前的。时隔百余年，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提倡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时，也强调重视当代，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私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颦蜕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无当于实用也审矣。”这与明代野史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当我们对章学诚的这种史学思想大加礼赞时不应忘记，明代的许多史家早已对此身体力行。这是明代野史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