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司马迁用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其价值之所在，也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毫无疑问，《史记》之不朽，归于对社会、历史的严肃审视和尖锐批判。通过《史记》我们可以明了，司马迁多重思想的构成，以及复杂的情感形态。

扬名显身，立言不朽

大人物总是有大抱负，有了大抱负才有可能成为大人物。

李白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低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才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司马迁天资过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北涉”，从文学角度看，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般景的旅行经验，对他养成大胸襟、形成大手笔、写出大文章，有极大的作用。

司马迁二十岁左右求学于当时的古文权威孔安国。光是如此还不够，儒家的经典传记、古史中的文献记录、先秦的诸子百家、历代的诗歌辞赋，一直到汉初的政府档案，司马迁没有不详加阅读的。

这些，皆为太史公著史的有利条件。

司马迁雕像

立德、立功、立言是依照古代社会价值高低的排列。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太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乎，司马迁从一开始便明确追求第三层次——“立言”。

“立言”为人生不朽之盛事。司马迁有深厚的学问，有不凡的视野胸襟，更有奋斗进取的满腹豪情。他一心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向往自己的著述能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作。

从此，“成一家之言”的撰史目的，与“立言不朽”的著述理想，就紧密结合在一起。司马迁这种表述，已成为历代史家寄托理想的典型表白；也因此，“立言不朽”的观念，一直引导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文章著述与人生价值结合一起。

孔子雕像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集中至极的时期，也是国家实力发展至极的时期。这一段，正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

太初元年至天汉二年，司马迁过着相对安定的日子，他的事业、地位亦达到巅峰。有人说：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大圣人孔子，而孔子死后已有五百年，也应该有一位伟人出现！

太史公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认为这个人应该是自己。又：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成了司马迁得时无怠的人生理想，也正是其扬名显身人生观的核心。

发愤著书，方能成功

“愤”是一种愤懑、怨恨的情感反应，也是司马迁心中那团压抑不住的烈焰，更是《史记》中那挥之不去的浓烈情感呈现。

它凝聚了司马迁所有的苦痛。有了它，司马迁的生命苦涩之情倍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加透彻，对社会的批判也更露锋芒。

屈原剧照

追溯中国古代“发愤著书”之源，《诗经》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屈原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抒情。”

司马迁引述孔子对怨的看法，又汲取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再加上自己创作的实际体验，综合提出发愤著书之说。

司马迁因心有郁结而发愤述作，其愤来自于“李陵之祸”。这场灾祸，对司马迁来说，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但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也是司马迁思想发生飞跃的转折点。

细读《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可以发现他从“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愤”。这一情感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心理诉求。

司马迁画像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借先贤的例子以自励。前人的伟大启示，已经够使司马迁重建他的信念了。

这些可敬的古代人物，虽被拘、被厄、遭放逐、失明、膑脚，却给后世留下不朽之作。他们的人格力量，无疑是激励司马迁活下去的原动力。

司马迁指出：“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内在郁结的心理被压抑，纠结眼前的挫伤，导致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将不满的情绪加以转化，于创作上缔造佳绩！

这，如杜甫诗中所云：“文章憎命达”，亦与欧阳修所言“穷而后工”的道理相通。

司马迁曾在《悲士不遇赋》中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说自己有才有德，却生不逢辰，有形不彰，有能不陈，只能顾影自怜。

当他内心慨叹遭遇挫败与伤痛之时，不禁发出“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与“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之困惑，多么悲痛无奈！

《史记》

于是，这些更加促使司马迁“思空文以自见”，并“述往事，思来者”，完成“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的大作。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最成功实现！

以古为镜，坚持实录

司马迁初作太史令时，也正是汉武帝处于巅峰时期；司马迁虽然身为太史令，但是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却与统治者相扞格。

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都是汉武帝进行文化建设措施之一。统治者需要的是以史书润色鸿业、点缀升平，而不希望史官通过历史，来寓褒贬、干预现实。

司马迁有崇高的历史观与社会责任，却不擅长歌功颂德。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恰好从反面指出他独特的人格。

司马迁写史的态度十分严谨，他突破传统思想束缚，不仅抨击历代君王中残暴荒淫者，而且揭露汉武帝刻薄寡恩、任人唯亲、压抑人才的酷吏政治，以及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荒唐丑态。

西汉扬雄云：“《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

《周官》是记载人们行事准则的，《左传》的特点是品列人物的言辞，而《史记》在记事和写人方面，皆如实记载历史。可以说，扬雄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司马迁的著述宗旨，那就是——“实录”。

司马迁秉笔直书，想以史书成一家之言，实在与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大相径庭。

司马迁剧照

然而，他善于使用语言，言辞丰富，能侃侃而谈，但不滥用浮华无实的辞藻；他不畏统治者的修史精神与批判勇气，却也赢得“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最高评价。

司马迁的笔触之间，不由自主流露出真挚的心地、清醒的良知、浪漫的性格以及卓越的才华。

因此，有人说司马迁所著“皆为怨诽所激发”；于是，在一些人眼中，《史记》成了作者发泄个人怨恨的作品；《史记》的史学，也随之而成了“影射史学”。

这样理解《史记》，显然并不妥当。

《史记》的根本内容是叙述历史，作者的感慨是由历史事实而发，而不是离开史实而空发。

司马迁不用抽象性与概念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具体前言往行的重现，用历史人物的陈述，来写就了这一部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巨著。

孔子剧照

结语

孔子著《春秋》，史家皆尊奉孔子之教，大开中国的史学境界。司马迁作《史记》，以《春秋》为精神主轴，其拨乱反正之功，莫近于《春秋》。

司马迁遵循微言大义的论述模式，深切关心现实政治与社会现况，其以王道德治的标准，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

这种秉笔直书的胆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责任感，一直被历代的正直史家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