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丁未，行幸长安。夏四月丁酉，还洛阳宫。”裴松之在此句下注引《魏略》曰：

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魏略》作者为曹魏郎中，其所载曹魏朝野之传言当非虚造，这则谣言内容事关皇位变动，影响颇广，乃至卞太后及群臣都感到恐惧，其产生的背景颇值得考察。

魏明帝之所以行幸长安，乃是因诸葛亮率军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蜀，给予魏国朝野极大冲击，几乎危及长安。魏明帝此举乃是为了稳定当地形势，起到天子身赴前线、亲自督军之效果，并在战后积极善后，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遭受蜀军攻击的可能性。

此次战役后，魏明帝曾班告益州说：“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可知曹睿刚刚即位，无暇他顾，确实未把诸葛亮当作威胁。《魏略》对此也解释道：“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蜀本就是小国，国力贫弱，在刘备死后更是沉寂多年不曾出川，曹魏早已放松警惕，故其出击使得曹魏朝野震荡、恐惧。

恐怕这则谣言便是在战事焦灼难分之时产生的，曹睿之皇位并不那么稳固，一次可能的失利就有可能动摇。而之所以不够稳固，恐怕正与曹植的存在有关，谣言中所谓“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这一人选毫无疑问让很多曹魏臣子深信不疑，故而能有“天下皆言”之效果。曹睿之外，帝位尚有其他的可能性，且这个人选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这就是这则谣言广为传布的原因。

尽管曹植看上去已经失势，但他毕竟是曹操之子，也曾是曹氏政权可能的继承者，始终会是曹睿的威胁，因而曹睿对曹植有多次改封，也从未给予他任何政治权力。曹植背后的政治势力只是暂时沉寂，并不表示会始终甘于风平浪静，因而曹睿离开洛阳，且前线战事焦灼，正是其背后势力登高而呼的最好时机，若曹睿果然战败，这样的谣言及其背后的舆论影响，是确实有可能导致政变发生的，甚至让臣子们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乃至可能使一切亲曹植势力团结在一起寻找时机。

《魏略》所载这则谣言背后不仅反映了诸葛亮的突然北伐对曹魏朝野的巨大冲击，也反映了曹睿皇位尚不稳固，曹植势力依然不容小觑的史实。

不过，一个问题旋即产生，当曹睿面对天下汹汹谣言，会对曹植产生怎样的看法呢？彼时的曹植“常自愤怒，抱利器而无所施”，多次上疏请求自试，但只是得到曹睿的宽慰鼓励，从未给予其真正大展身手的可能性，其待遇也被削减，最终郁郁不得志而逝。曹睿面对有关曹植的谣言有何具体反映我们不得而知，但曹植有这样一首诗值得玩味，即《当墙欲高行》：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诗中对谗言的憎恶，对难以申辩冤屈的愤恨溢于言表，也表达朝中无人为己正名，不得引进，终究难得任用之寂寥。据考此诗大概作于太和二年，正是这则谣言产生的同年，或许这首诗便是曹植针对这一谣言而做出的申辩，也可见其不受信任，也无人敢推荐的落魄处境。

不过由于身份之特殊，不管曹植如何向曹睿示意自己的清白和无意于皇位，也都不会得到任用，因为曹植一旦有获取政治权力的可能，支持曹植和反对曹睿的势力就有可能趁此机会兴风作浪，无论如何都是对曹睿的威胁，又怎会给予曹植这样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