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轶事录

忆马主编（下）

保尔·拉法格

要了解马主编的心并爱这颗心（这是一颗在严峻学者外貌下跳动着的心)，必得看看他在家里的情况，看看他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情况，他丢开书本和稿件时，在礼拜日晚间与朋友们聚谈时的情况。在这些时候，他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伴侣，谈话俏皮、诙谐，喜欢大笑。当某一个人在谈话中夹入几句俏皮话或作机敏的答辩时，他的黑眼睛便在浓密的眉毛下快活地嘲弄地闪动起来。

他是一个温和、慈祥、宽厚的父亲。他常常说：“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他的女儿们非常爱他，他对她们从来不摆父亲的架子。他从不命令她们；如果他希望她们做什么事，他只是请求她们帮一下忙，如果他不愿意她们做什么事，他也只是劝她们不要去做。但从来没有一个父亲的意见比他的意见更多地被接受了。在他的女儿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朋友，对他就像对一个伙伴一样。她们不叫他“父亲”而叫他“摩尔”——这是由于他的黑色面孔和乌黑的头发与胡须而给他取的绰号。同时，作者同盟的朋友们早在1848年以前就称他为“马老”，虽然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马主编和自己的孩子们常常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她们直到今天还记得海战和全部纸船舰队被烧毁的情形，这些纸船是由马主编自己给她们折好放在一个大水桶里，然后在孩子们欢呼声中用火把纸船烧掉的。

礼拜日女儿们是不允许他工作的；这一整天他都得听她们的指挥。天气好的时候，全家去郊游，路过小酒店喝一点姜啤酒，再来一些涂乳酪的面包。当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他常常给她们讲一些讲不完的故事来缩短路程，他一面走一面编，路长就把故事拉长，路短就把故事缩短，使听故事的孩子们忘记疲倦。

马主编具有丰富的诗意的想像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尝试就是诗。他的夫人曾小心地保藏着她丈夫少年时代的诗作，但不给任何人看。他的父母本打算要自己的儿子作一个文学家或大学教授。在他们看来，他献身于社会鼓动并专心研究政经学（这种学问当时在德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乃是辱没了自己。

马主编有一次答应给他的女儿们写一个以格拉古的历史为题材的剧本。不幸这个计划从未实现。不然看看这位被称为“楼梯破坏的骑士”的人如何写这个古代世界楼梯破坏史的悲壮的场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他有许多没有实现的计划。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他的整个写作计划，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财富完全呈献给世界，他就必须活到一百岁才行！

在他整个一生中，他的夫人是他最最忠实的伴侣。他们在儿童时代就彼此认识，一块长大。他们订婚时马主编才十七岁。到1843年他们结婚时，他们需要等七年的时间，但此后他们就从未分离过。马夫人比她丈夫死得早些。她虽然生长在一个德意志的贵族家庭并受这样的教育，但没有人比她更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思想了。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于她是不存在的。穿着作工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像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许多工人都享受她亲切而殷勤的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她那样朴实真诚和亲切招待的人们，没有一个会想到他们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作过普国国王的内政大臣。她抛开了这一切而跟随她的卡尔，即令是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也从不懊悔。

她有一种明澈而光辉的智慧。她给她朋友们的那些毫不费力信手写出来的信，乃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接到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视为节日。贝克尔曾发表过她的一部分信。海涅这位无情的讽刺作家，多少有点害怕马主编的嘲笑，但他对于马夫人那种敏锐的睿智十分敬仰。当馬主编夫妇滞居巴黎时，他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常客。马主编自己对于他夫人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在1866年这样告诉我），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见。她总是把他的手稿誉写清楚以便付印。

马主编夫妇曾有过许多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很小就死了，那是在1848年变革后她们十分贫困的情况下，那时他们流亡到伦敦，住在索荷广场第恩街的两间小房子里。我只认识他们的三个女儿。1865年我和马主编认识的时候，最小的一个女孩（爱琳娜）非常可爱，样子像男孩。他常说他的夫人把爱琳娜生成一个女孩是生错了。两位较大的女儿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女儿燕妮（现在是龙格夫人）像她的父亲，面色黝黑，头发漆黑；二女儿劳拉（现在是拉法格夫人）则像她的母亲，两颊绯红，美丽的金色卷发，金光闪耀，就像经常有夕阳照耀着似的。

除了上面说过的那些人，马主编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琳蘅·德穆特。她出身农家，当她很小、差不多是小孩时，即在燕妮·马出嫁前许多年，她就成为燕妮的女仆了。琳蘅在燕妮出嫁后不愿离开她，琳蘅如此热爱马主编的家，以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家。她伴随马主编夫妇在欧洲各处飘荡，分担了他们所受的各种驱逐。

她是一个料理家务的能手，善于应付最艰难的情况。由于她有条有理、节俭机智，家庭经济从未贫困得无法维持，至少没有缺少过必要的东西。琳蘅什么事都会做——做饭烧菜，料理家务，给孩子们穿戴，剪裁衣衫，以及同马主编夫人一起缝纫。在她所照管的这个家里，她同时是主妇又是管家。

孩子们像爱母亲一样地爱她，在她们的眼里她有母亲的尊严，因此她自然也完全以母亲的关怀来回答她们。燕妮·马把她当作一个亲近的朋友。而马主编本人对她也非常亲切；他喜欢与她下棋，并且常被她击败。

琳蘅对于马主编一家的爱是热狂的，在她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不能不是好的；任何对于马主编的非难，她都觉得是对她自己的非难。所有与马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她都像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她好像抚养了所有这些人，整个家庭。她比马主编和马夫人活得长；她把她对马家的照顾和关怀又转移到她年轻时就认识了的恩厂长的家里。

而且，恩厂长也可以说是马家的一员。马主编的女儿们把他当作第二个父亲。他是马主编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他俩的名字在德国长时期联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一起记载在史册上。马恩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了古代诗人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的友谊。他们年轻时就在一起，并平行地发展起来，互相最真挚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改革运动，只要可能便在一起并肩工作。如果不是环境迫使他们分离了将近二十年，他们也许毕生都会在一地儿工作。1848年改革失败后，恩厂长不得不到曼彻斯特去，而马主编则被迫留在伦敦。

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谈论当前的娱乐事件和科学问题，交换他们在科学上探讨的结果。恩厂长一脱离他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连忙跑到伦敦，住在离他亲爱的马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从1870年直到马主编逝世为止，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不是在这一个家里，就是在那一个家里。

当恩厂长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主编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厂长来的那一天，马主编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不下去。两个朋友抽着烟，谈了一个通宵，畅谈着他们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马主编对恩厂长的意见比对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更加重视。因为他认为恩厂长是能够同他合作的人。为要说服恩厂长，为要使恩厂长赞成某一思想，马主编觉得费多大气力都值得。举例说，我看到他有一次从头到尾地重读了好几卷书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事实，用以改变恩厂长对于偶像派打歌比赛和粉丝比赛中一个小事件(我现在记不起是什么事件了)的意见。说服恩厂长，使他同意自己的意见，是马主编最大的愉快。

马主编以自己的朋友为荣。他非常愉快地向我详述恩厂长的德性和才智；为了把恩厂长介绍给我，他甚至特意和我到曼彻斯特去了一次。

马主编十分敬佩恩厂长渊博的科学知识。有关他朋友的一点小事都会使他感到不安。

他曾对我说：“我常常耽心，惟恐当他越过一个个障碍驰骋在旷野打猎时，会出什么事情。”

马主编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温存的丈夫和父亲。另一方面，他的亲人——他的夫人、女儿们、琳蘅和恩厂长，也是值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所爱的人。

马主编以激进企业家的领袖之一开始自己的社会活动，但当他的立场表现得比较尖锐时，他就被抛弃了；当他成为高尚者的时候，先前的同伴就把他为仇敌了。攻击他，把他驱逐出德国，侮辱他和诽谤他，最后又用沉默来反对他个人和他的著作。他的《拿破仑第三的风流韵事》完全无人注意，这部著作证明1848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只有马主编一个人才了解1851年12月2日那场风流事的原因和结果。虽然这本书是谈论当前的重大问题，但却没有一家企业家的报纸提到过它。

《哲学的贫困（对《贫困的哲学》的回答）》和《政经学批判》也同样无人注意。但是第一俱乐部的成立和《首都论》第一卷的出版终于粉碎了持续约十五年的沉默。人们再不能不注意马主编了。俱乐部成长了，它的事业之声誉响遍了全世界。虽然马主编是在暗中主持而让别人露面，但别人很快就发现谁是后台主人了。

在德国，赫敏派对成立了，很快地成长为一种力量，俾氏媚之于先，攻之于后。拉萨尔分子施韦泽发表了一些论文，使沃金大众知道了《首都论》的内容。根据贝克尔的提议，俱乐部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把《首都论》作为“沃金班的圣经”推荐给各国的社会学者。

在1871年3月18日的应援（人们想在这里看到第一俱乐部工作的成果）之后，在巴黎神社失败（第一俱乐部总委会曾为保护神社而和各国企业家报纸的诽谤作斗争）之后，马主编的名字变成举世皆知的了。

马主编现在被公认为科学社会学的伟大的理论家和最初的俱乐部沃金应援会的组织者了。《首都论》已经成为各国社会学者的教科书。所有的社会学者的报纸和沃金人的报纸都宣传他的学说。而在美国，在纽约的一次大应援中，从《首都论》中摘录出的片断被印成传单，用来鼓励沃金人们坚持下去，并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首都论》差不多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译本，在欧洲或美洲，每当马学的敌人企图驳倒他的原理的时候，马氏社会学者立刻就会找到使他们开不得口的回答。今天，《首都论》确实已经成为俱乐部代表大会所说的“沃金班的圣经”了。

马主编热心地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和沃金人人应援会，这使他致力于科学工作的时间减少了，而他的夫人和长女燕妮·龙格的死又使这工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马主编夫妇被深厚的爱情联系在一起。马主编非常欣赏他妻子的美丽并以此为骄傲；她的温柔和热忱，使他在一个改革的社会学者所不可避的贫困不安的生活中得到了安慰。

这些困苦使燕妮·马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缩短了她丈夫的生命。在她那长期苦痛的患病期间，不眠的夜晚、心灵的激动以及缺乏运动和新鲜空气，使马主编精疲力竭了。他很快就得了肺炎，差一点死去。

马夫人不论是活着或临死时都忠实于自己高尚者和唯物者的信念。她死于1881年12月2日。她并不惧怕死亡。当她觉得死的来临时，她对她的丈夫说道：“卡尔，我不行了。”

这是她说得十分清楚的最后一句话。12月5日她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圣地里。遵从她自己生平的主张也是她丈夫的主张，葬礼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很少几个亲密的朋友把她的遗体送到最后的安息地。卡尔和燕妮两人的老朋友恩厂长在墓前致了辞……

在妻子死后，马主编的生活就只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坚毅地忍受着这一切。然而一年后他的长女燕妮·龙格的突然逝世更加剧了他的痛苦。他已经精疲力竭，再没有恢复健康。

1883年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与世永别了，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