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及辨伪伪书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伪的产生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1．尚古观念而产生的伪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古人、崇拜圣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于是儒家借重尧舜，墨家借重大禹，道家借重黄帝、老子，医家借重神农、黄帝，都是这一类的典型。《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礼》托名周公即其例。2．文献亡佚而产生的伪书古代典籍文献大量的散佚是伪书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朝廷禁毁、兵燹战174中国古典文献学乱、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造成了古代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悬疣附赘，假托实繁。”其时，东莱人张霸便伪造了一部102篇的《尚书》进献朝廷，当时就被揭穿。这就是盗用亡佚图书文献之名而作伪的最典型事例。又如隋文帝时也曾诏求天下遗书，当时有名的大学者刘炫连续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上交朝廷，获于无所质证。伪书之兴，半缘世无真者。”典籍真本既已亡佚，后人伪造起来也就无所顾忌。，封建社会的一些士大夫，他们有学问，对古代典籍的失传感到缺憾。他们作伪的动机，或许是想弥补古籍的缺略而使之完整，这种追求完整的心理也是伪书实现的动因之一。

例如东晋梅赜传出的《古文尚书》，明代范钦刊印的《竹书纪年》，都是典型的例证。《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晋太康二年出自汲冢，无疑是真书。唐朝以后此书失传，明嘉靖年间突然出现《竹书纪年》上下两卷本，通称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研究认为，其书体例与原本不符，记事与原本有异，遂定为伪书，并断定作伪者是明人范钦。但是，“今本《竹书纪年》也不完全是范钦伪造的，是他在各种古书引证古本《竹书纪年》中辑录的，不过加些删削，又伪造一部分罢了”。此乃盗用亡佚古书之名而产生的内容真伪混杂的伪书。3．学术相争而产生的伪书封建社会的学者们，论学时有门户之争，特别是同时而才名政论》以讥短玄”。王肃想在郑氏经学之外，别树一帜，在集《圣政论》的同时，为了替自己找出更有力的证据，于是伪造出一部《孑L子家语》，并自注解，其自序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孑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王氏这段话，郑重申明这书是出于孔子后人，而恰与己说暗合，来证明己说之不谬。西汉确有《孑27卷，东汉时已经亡佚不传，肃便搜集古事、掺杂己意，假托孔子22世孙孔猛家传而伪作《孔子家语》，其后不久便有指出：当时通行的《孔子家语》是伪书，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家语》至清代，经过姚际恒、崔述考证．几成定案。

4．伪署作者而产生的伪书古书伪作，伪署作者姓名**大端，而伪署作者姓名**因假托他人之名的方式行世。此亦代有其人。如宋魏泰托名张师正撰《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以个人的爱恶诬蔑前人；又如有怨恨欧阳询而176中国古典文献学传》，不题国文献学新编》：一、托古传书；二、造伪补佚；三、弋名牟利；四、相攻争胜；五、好事妄为。二、古典文献的辨伪意义1．什么是“辨伪”古典文献有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把古典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真伪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其辨识的范围。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认定图书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本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人，所以图书文献真实作者的认定也就具有年代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

文献辨伪不仅要将群体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揭示出来，也要将个体文献（一部书等）中那些有伪的篇章和文字，如注文混入正文、他书或他人之文伪作某人之文、后世增补之文被当成本书原有的内容等“伪篇”或“伪文”辨识考证出来，使之与原文相区别，这是更为艰巨的文献辨伪任务。辨别古书真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第一，一部被认为是“真”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判定为“伪”书。，第二，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全真”的身份。如《孙子兵法》。第三，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虽然被恢复了“全真”的身份，但是其中夹杂着某些“伪文段，即其中某些文句、段落有伪。第四，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半真”的身份，即其中某些篇章有伪。如《尚书》。第五，一部被认定是“全伪”的古书，经过考证可能被发现某些“真”的文段。2．辨别伪书的意义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念的178中国古典文献学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线空间方位、个体体现这三者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的重要作用，古今许多学术大师都有切身体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精辟的论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识才能取作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予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昔”。如仆申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至宋代而规模大具，知其为千余年间集体创作而成，并非出自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