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见于《连城璧》第1回。

作为杰出的市民文学作家之一的李渔，在这篇小说中，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原则，为人们描绘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小说的男主人公名叫谭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尽管他的祖先是一个巨富之家，但到他手里时，早已沦为一个废墟般的空壳：他“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拉开作品的帷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落拓公子。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身世飘零，犹如一只在大海之中颠簸摇荡的舟船，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停泊的港湾。他在衢州府遇见当地一个著名的梨园女子，也即这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刘藐姑时，在感情上顿起波澜。他以看戏为名，在戏房里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她的思春之念。这种赤裸裸的情爱要求来得似乎非常突兀，其实，从谭楚玉的身份和处境来说，是极其自然之事。

诚然，吸引谭楚玉的主要是刘藐姑的容貌。她“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但谭楚玉钟情于刘藐姑的似乎更多的是她的“长技”，即演戏时的精湛技艺。虽然，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戏子的地位是极其低微的，可说是真正的“卑贱者”。那种“遏云之曲，绕梁之音”再美再悦耳，也只能供他们娱乐消遣而已。但在命运同样低微卑贱的谭楚玉看来，这种“长技”却是其爱慕刘藐姑的思想动因之一。两人相爱的基础，一则为情，二则有“技”，颇具晚明时代精神的特色。在冯梦龙和凌濛初的笔下，曾经创造过《乐小舍弃生觅偶》和《小道人一着饶天下》等拟话本小说佳作，本篇所呈现的思想风貌，也大致与其相近。

李渔在《与陈学山少宰书》中说：“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吾非敢道，若诗歌词曲及稗官野史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 这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 新鲜别致。而“新”又和“奇”密不可分。他说：“有奇事方有奇文。”所以，李渔的小说创作非常注重故事情节的奇巧和新颖。如果我们将本篇与晚明甚至是宋元时期那些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故事的话本小说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上述美学特点尤为鲜明。在这篇小说中，李渔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角度，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安排在戏剧的舞台上。由人生到舞台，再由舞台到人生，融人生和舞台为一，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喜剧。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既是舞台上的情人，又是生活中的恋人。“人生和戏剧彼此激引，虚伪和真实相互映射，由此造成了一个画中人、人中画的迷离缤纷的世界” (何满子、李时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杰作评注》)。由此可见，李渔不仅继承了明末拟话本小说的优秀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小说描写谭楚玉和刘藐姑的两情相爱，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夹缝中悄然生长。但封建的旧礼教，加上戏班子的戒律，使他们的情爱无法得到满足，只得把其深深地禁锢在心底。谭楚玉为了接近刘藐姑，得知她的戏班子里缺少一个大净的角色，主动要求入班顶替，以争取和刘藐姑有同堂演出的机会。照理说，两人耳鬓厮磨，总可以了却夙愿。但严酷的现实把这对意中人生生拆开，两人长时间地困扰于爱情的深渊。谭楚玉的一段心理活动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心境：“即使前世无缘，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生诉诉衷肠。我叫他一声妻，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虽然做不得正经，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了了从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场。”于是就出现了“以齿颊传情”的极其精彩的一幕：“谭楚玉趁他念戏之际，把眼睛觑着藐姑，却像也是念戏一般，念与藐姑听道：‘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 藐姑也像念戏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苦有情难诉耳。’ 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时，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 藐姑道：‘只好两心相许，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万无佳会可乘，幸勿妄想。’谭楚玉又低声道：‘花面脚色窃耻为之，乞于令尊令堂之前，早为缓颊，使得擢为正生，暂缔场上之良缘，预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独无意乎?’藐姑道：‘此言甚善，但出于贱妾之口，反生堂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子当以术致之。

’ 谭楚玉道：‘术将安在?’藐姑低声道：‘道班以得子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则将无求不得。有萧何在君侧，勿虑追信之无人也。’ 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这是全部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中，谭、刘两人的神态毕肖，各具真情，其性格也得到了新的升华。两人先是通情，互诉衷肠。待各自表明心迹后，又共商了面对现实环境的对策。李渔借助于排演戏剧的契机，将两人心中至为隐秘的思想感情，在极难表达的场合，用特殊的方法作了传递。其精湛妙绝之处，完全和宋元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那节樊楼前男女主人公“卖糖水”的描述真有异曲同工之妙。透过字里行间，它对封建制度的强烈反抗精神不是跃然纸上了吗?近在咫尺的一对情人，每日生活在一处，却无法自由地倾诉相互间的爱恋之情。人们对这样的人生命运似乎很难悟解，但这一切却都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一对真情相爱的青年男女，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自主爱情的权利，在演戏时却可以淋漓尽致地获得充分的表现。戏中的谭楚玉和刘藐姑都倾注了灼烈的情感，“做到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窃玉之状，偎红依翠之情，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辞，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人听了无不堕泪”。

这真是他们的一出人生悲剧。但这出人生的悲剧至此还没有降下帷幕，更为悲惨的命运还在等待着他们。当地有一“极大的富翁”愿出重价娶刘藐姑为第十二房小妾，贪财图利的刘母不顾亲生女儿的反对，竟把她许配给了这位五十多岁的老色鬼。面对着骤然降临的灾祸，刘藐姑奋起抗争。她先是据理力争，继之公开承认谭楚玉为自己的丈夫，最后表明“不敢不嫁谭楚玉”的坚定态度。然而，狠心的母亲根本不顾女儿的幸福，恣意扼杀她和谭楚玉的爱情。在邪恶势力面前，刘藐姑自知力薄孤单，和谭楚玉两人难以抗拒这场灾难。于是假戏真做，借台上演出《荆钗记》之际，痛斥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在充分发泄了胸中的愤慨后，和谭楚玉双双跳河自尽，用年轻的生命向封建社会作了最后的控诉。

李渔的美学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即他认为小说和戏剧两者之间是相通的，戏剧是有声的小说，而小说则是无声的戏剧。这种新颖的审美观和创作实践上的新尝试，使他的小说在艺术上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充分戏剧化上。关于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他的戏剧一般具有关目新颖、情节奇特、结构单纯、布局巧妙、语言通俗而富有情趣等特点，而这些艺术特点同样也大多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萧欣桥《连城璧·前言》)这篇小说中的戏剧化倾向也十分鲜明。如结构紧密，前后呼应，情节发展一波三折。小说后半部分写谭、刘两人被莫渔翁救起，并借十两银子供他们回襄阳。刘藐姑锄治荒田，做些针线度日;谭楚玉日夜诵读，终于考中进士，被选为福建汀州府节推。两人后又点演《荆钗记》，使刘藐姑母女团圆，合家欢聚等情节，波澜叠生。这些描写于全篇的思想意义虽有所削弱，但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来看，又并非是蛇足之笔，颇合戏剧的起承转合的情节组织规律。此外，在故事的叙述中，小说也插入了一些科诨，涉笔成趣，富有幽默感。小说的语言通俗流畅，不同凡响，如描写刘藐姑演技的一节文字，真把人物写活了。李渔小说的这种艺术上的长处，来自于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这是他成功的真谛。但李渔的失误也正是在这里，由于李渔过分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而不注重在文学反映生活上的开拓，故使他的作品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并没有多少超越前人之处。说到底，他在这篇小说中所创造的还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只不过是在这个故事上多披了一件美丽的外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