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是研究史学史的，也有人说不是。后一种意见可能占支配地位。我对这后一种评价很满意。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我都不会宣称自己是专门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断代史，本来范围已经不算宽了，如果再把自己局限在断代史里的某一专门史之内，那岂不是太狭窄、太无趣了？人生本来就很短，应该尽量多走走、多看看，给生活增添乐趣。”

—— 胡宝国

在以上各个专题的讨论中，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从总的方面给予论述。

从总体上看，汉唐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了。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记》既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没有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历史潮流，没有战国文化传统在西汉的延续，就不会有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记》的问世。对此，我在前面的具体讨论中论述已多，这里无须更多的说明。需要给予较多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幾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但是，刘知幾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以魏晋南北朝为主。唐代以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魏晋南北朝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清代学者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每一部史书都给予了细致的考订。所有这些前代学者的工作都很有价值，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多有关注。周一良曾就此专门撰文探讨。他指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史学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二、设立专职史官：“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三、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四、编年纪传并行：“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五、谱牒之学出现：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六、宗教史书籍出现：“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周一良所注意的已经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努力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虑。在今天看来，这些特点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专职史官的设立与史学的独立可能就同属一个问题，又如谱牒之学与宗教方面的书籍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的又一个例证。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启发性。不过，若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论，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众多特点的背后，制约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史学独立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还像汉代那样，经学维持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经学，史学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史学的独立确实为史学的发展赢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把经与史的分离过程理解得过于绝对。前文讨论经史关系时，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把经史关系理解得过于绝对，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势必会使学术的演变失去过渡环节，变得难以理解。而从史学继承经学这个角度出发，则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关于这个问题，金毓黻早有论说。他在《中国史学史》书中专列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之所以种类繁多、数量剧增，关键原因就在于众多私人纷纷自发修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私人修史为何会如此盛行？金毓黻有如下一段解释：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史，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竟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征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竟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

金先生列举了四条原因。其中有的解释是比较勉强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论说就失之于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过往昔，遂有大规模修史活动发生。然而也正是从此开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据之世”诸国竞相修史来解释也有难通之处。因为北方割据诸国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并非私撰。私人纷纷撰史更多地是在汉末魏晋以至南朝，通常所谓“八家《后汉书》”“十八家《晋书》”就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与“割据之世”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汉末以来，皇权衰落，“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这是造成汉晋时期私人修史蓬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反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十六国开始，北方地区正是由于皇权的干预，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风气，从而使得史学著作在种类、数量上都不能与南方相比。同样，与魏晋相比，南朝专制皇权有了很大加强，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现了从私撰到官修的发展趋势。隋唐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晋以来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学繁荣局面终告结束。总之，专制皇权强弱与私人修史多寡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关于“私人修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东汉以后，士人群体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史学著作其实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谓“私人修史”也可称之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这与汉代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影响所及，甚至后来被称之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对士族家世的介绍。

关于这一时期史书多记士族活动，钱穆曾有论述。他认为《隋志》史部“十三类中重要的，一是人物传记，其次便是地理记载”。他解释说：“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钱穆注意到了“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这与我的理解相当接近。他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士人、士族。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士人”“士族”这样的称谓，而不用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物”。因为在这之前，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不也是重视”人物”吗？所以泛泛地说重视人物，必然会模糊两个时期史学的不同。实际上，司马迁与魏晋以后史家所重视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可见，虽然同样是记载“人物”的活动，但《史记》中的“人物”与魏晋以后史学著作中的“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把“人物传记”与“地理记载”联系起来也是很难成立的。钱穆所谓“人物传记”就是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包括了高士传、名士传、别传、家传、郡书等等在内的杂传。按本书的理解，杂传与地理书并没有什么关系。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吻合的。钱穆并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两类书，却试图用门第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简单地、笼统地解释问题。这是他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真正属于一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南朝以后，政治上，士族逐渐退出舞台；学术上，私人修史日渐衰微，史书数量减少，而魏晋南北朝写成的史书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时代的史学究竟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钱穆的评价。钱穆对这一时期史学评价不高。他在批评刘知幾时连带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史学。他说：“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幾《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他又说：“总之，刘知幾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刘知幾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若使在刘知幾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幾也就不止于此。正因为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幾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

钱穆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从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确实是境界不高。刘知幾只是关注史书的体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局限性也正如钱先生所说，是由他以前史学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从东汉到唐初，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可以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的史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什么能有这样高的追求呢？关键还在于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而司马迁以后，思想界并没有提供出新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史家历史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诸如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旧的思想。魏晋一代虽有新思想发生，但玄学却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在历史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深化。所以，众多史家只能在体裁上做文章。体裁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思想的丰富。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钱穆所说东汉以后的史学只是在走下坡路，“慢慢地暗淡了”。这样看问题未免简单化了。固然就单个史家而言，没有人可以和司马迁相比，但于众多史家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学的进步。

在我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史学批评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然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西晋人评价陈寿书：“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东晋王导建议修国史，其言曰：“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后燕董统受诏修史，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贬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北魏高允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南齐崔祖思批评当时史官说：“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末尾将这些原则简洁地概括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除了继承前人的上述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中把史学著作分为以下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隋书·经籍志》史部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类原则，又将史书分为十三类。分类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各种史学著作的体裁以及源流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后刘知幾的《史通》在很多场合正是在分类的原则下展开了对各种史学著作的评论。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在于史学著作数量的激增与种类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个比较、鉴别各种史书的可能。翻检《史通》，可以看到刘知幾谈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举出大量的史书作为例证。如果唐初的史书还是像《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那样，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刘知幾是断然写不出《史通》的。由此我们也看到，魏晋南北朝史家所撰写的绝大多数史学著作虽然早有不存，但其价值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

从今天的角度看，《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钱穆对刘知幾多有微词，而刘知幾在《史通》中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史记》；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史通》。《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史学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

（本文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结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