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史官，是中国历代设置的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他们主要的职责是记录国家的大政、重要事件以及帝王们的言行，撰写历史著作。

据有关文献，夏、商时期就已经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有这样的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样。“太史令”与“史”应是史官。历史上对周代史官的记载比较详细。《周礼•春官》中记载周王室已设有五史官职；春秋时期，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的史官传统，并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设置。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史官的设置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名称繁多，各代多有不同。

中国春秋时期属于封建时代，这一时期，史官们多有出色的表现。许多史官能够忠于史实，品德高尚，体现了古代文人的节操和气节。如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病死的，但太史伯拒不从命，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怒，杀了太史伯。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杀了他，接着三弟太史叔又写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写的仍然是这几个字。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震慑，将竹简掷还给了他，最终没有杀这个最小的弟弟。春秋时期发生的这件事。

中国文化中，史官在政治上有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忠实地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同时也发挥着约束君权的作用。君王在现实社会中权力是无限的。但君王在精神上受到约束，其中一种重要约束力量就是“史”。中国自周代形成的“君举必书”的传统，让君王担心留恶名于后代。北宋时期，宋太祖后苑弹雀玩耍, 一位官员称有急事非时求见。宋太祖紧急接见时，觉得官员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于是恼怒，举斧砸在他嘴上, 打落两颗牙齿。这位官员从容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 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 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换了笑脸, 赐金帛表示道歉慰问。

史官约束君权、限制君权，这又不能不与君王发生矛盾。历史上，史官往往又受到君王的打击，甚至将史官处以极刑。北魏大臣崔浩即因编修《国书》而受处罚。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因此而被诛。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搜其上，呼声傲傲、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 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 据史家考证, 这次杀戮共死了20 0多人。刘知几说：“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 不闻以曲词获罪。” （《史通•曲笔》）在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史通•曲笔》）

中国历史上，史官的职责与地位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责十分广泛，掌管祭祀、记录时事、保管典籍和著述文字，都归于史官。两汉时期，私人修史的风气大兴。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成为我国私人著史的丰碑，史官的著述功能得到突显。到了魏晋时期，修史机构的雏形已经出现，至唐代，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最终形成，史官们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史官的职责越来越明确，修史的条件不断得到改善。而其约束君王的功能却越来越弱化了。的垄断以及史官制度的日趋完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到唐代，政府设立的编撰机构，具有一定规模，可以以集合大批具有较高历史造诣的史官，成书快，质量高。其次，官方修史机构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征集资料，史料的来源更为全面和详实。政治全面管控史官，也带来了不利之处，这就是史官约束君王的功能越来越弱化。

唐代重视史官撰写史书，但又对史官加以管控。贞观三年( 629) 太宗别立史馆，玄宗又将史馆移置于禁中，目的都是要对修史进行控制。史官修史都必须在史馆进行。唐代士人大都遭受过贬谪，这也是人生常态。但史官遭贬谪者更严重。

宋代史学发达，有人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及史学领域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欧阳修有感于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效法《春秋》，以个人之力编撰《新五代史》，“以翼大道，扶持人心”。又如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为《资治通鉴》，希望皇帝能“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富于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唐宋及以后，史书修纂权利渐为官方垄断，史家独立的权力话语空间已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