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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唐代传奇小说，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宋初李方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它如《文宛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中也收载了一些。但明清以来，书商以此贸利，“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有许多作品被窜改淆乱。鲁迅为“发意匡正”“斥伪返本”，曾在编成《古小说钩沈》后，选录了《唐宋传奇集》。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历史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 这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的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还和六朝志怪小说相去不远，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作者王度(585?—625?)，太原祁人，是初唐诗人王绩之兄。这篇作品“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故事内容是记述一面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诸种灵异。它虽在叙述中透露出一些社会动乱和民间疾苦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无上的消极思想。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十二段独立故事贯串成章，比起六朝志怪的零篇散录，在结构上有了进步。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美妻被白猿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掩杀白猿，而妻子已孕，生子如猿，聪悟绝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虽仍是搜奇猎异，却通过欧阳纥失妻后的痛愤和不避艰险，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对妻子的挚爱。与《古镜记》相比，它已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情节更为曲折，描写白猿所居环境的幽险也较形象，是一篇粗具规模的传奇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胡应麟《四部正讹》都认为它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用小说影射真人，以达到人身攻击目的的恶习，很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游仙窟》作者张琢(660?—740?)，字文成，高宗调露初进士，颇有文名。他的《游仙窟》久已失传，而唐时即流传于日本，近世始由人钞录带回中国。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其中多通过书信投赠、诗语对答来表现男女调情，实际是轻薄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色情成分极浓。但从作品已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现实生活的描写来看，它在传奇发展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张琢在《朝野佥载》中还写了一些小故事，是较为健康的。如《隋文帝狮子骢》(注：今本《朝野佥载》无，见《太平广记》四百三十五卷引。)，通过狮子骢初到长安时的神骏和后来流落磨坊时的憔悴，寄寓了英雄末路的感慨，故事曲折动人，描绘栩栩如生，和魏晋志怪小说已有明显的不同。

(二)中唐时期 这时期作品空前增多，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从内容上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750?—800?)，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左拾遗与史馆修撰等职，并撰《建中实录》。《枕中记》是受了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的启发，借以表现唐代官场的现实的。作品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生平热烈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生活。一旦惊醒，还不到蒸熟一顿黄梁饭的工夫。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770?—850?)，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今存所作传奇四篇，而以《南柯太守传》成就为最高。作品除受“焦湖庙祝”的启示外，还受《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的影响。它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廉能称职，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宠衰谗起，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国者，原来都是蚁穴。从此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

这两篇作品都曲折反映了一般封建士子热中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因作者受道家影响过深，对现实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作品的思想性也就不高。他们越是渲染卢主、淳于棼的飞黄腾达和身受排挤，也就愈发加强了作品所宣扬的“人生如梦”的主题。然而这两篇作品都能融合寓言与志怪的表现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某些特色，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南柯太守传》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鲁迅说：“篇末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中国小说史略》)李公佐还有一篇《古岳渎经》，写楚州刺史李汤于龟山水中见一怪物而不识，后作者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得《古岳渎经》第八卷，乃知其物为淮涡水神无支祁，禹治水至桐柏山，加以降伏，镇锁龟山足下，使淮水安流。这个神话反映人民战胜了水灾，创造了一个“神变奋迅”的神猿形象，它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并且经常运用写实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这些作品从男女双方的自身条件出发，以“郎才女貌”为理想的爱情标准，比之当时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品所虚构的美满结局，也反映了人们争取幸福婚姻的善良愿望。然而有的作者把高科及第当作解决矛盾的出路，则表现了他们庸俗的封建思想。

《任氏传》和《柳毅传》都是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而充满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是对六朝志怪传统的大革新。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富公子韦金的贫女郑生与孤女任氏相爱，韦金惊羡任氏的美艳，欲施强暴，为任氏以大义所折服。任氏又为郑生划策，谋取厚利。后郑生远出就职，任氏预知此行不吉，拟不从行，为郑生强邀而去，途中果为猎犬所害。整个故事缠绵悱恻，委婉动听，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富于浪漫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动人的狐女形象。她纤丽多情，聪明勇敢，因为对郑生无比忠贞，才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金的无礼，揭发他“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为。然而作者让她用诱窃美女的办法来报答韦金的恩义，未免有损这形象的完美。作品写郑生两次遇见任氏和任氏抗拒韦金强暴的情景，有许多精采生动的细节描绘。任氏的形象实际是概括了教坊中妇女的性格特征。作者写她能够“遇暴不失节，旬人以至死”，表明他是看到这些市井人物性格健康的一面。

李朝威，陇西人，生平不详。他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途经泾河，遇见洞庭龙女牧羊荒郊。龙女自述在泾河夫家备受虐待，要求柳毅传书至洞庭。柳毅慨然允诺，入洞庭龙宫。洞庭君弟钱塘君闻讯大怒，凌空而去，诛杀泾河逆龙，救出龙女。后经许多曲折，龙女终于和柳毅结成美满婚姻。作品中的龙女是反抗夫权压迫、追求幸福爱情的妇女形象。父母包办的婚姻给了她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但是经过她的坚决反抗，终于和柳毅结成夫妻。柳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书生。他的传书，纯系激于义愤，没有个人企图，因此当钱塘君酒后逼婚时，他竟毅然拒绝。他后来爱上龙女，也不单是慕色，而是感于龙女的深情。作者对火龙钱塘君的描绘，有声有色，有他出场前，就借洞庭君之口加以渲染；并通过洞庭君的软弱谨慎，陪衬出他那烈火般的刚强性格。他的对答简短干脆，与个性完全切合，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总之，《柳毅传》的人物描写相当成功，全篇荡漾着诗意的想象，浪漫色彩非常浓厚，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全唐文》编者以为“猥琐”而并删《柳毅》与《霍小玉》二传，则恰好说明了它们反封建的鲜明倾向和细节描绘的动人。

蒋防，字子微，义兴人。所作《霍小玉传》写歌妓霍小玉和书生李益的爱情悲剧。李益在长安与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以书判拔萃，授郑县主簿，临行向小玉发誓偕老，归家后即变心易志，另娶贵姓女卢氏。小玉相思成疾，沉绵不起。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悲愤交集，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终身受到猜疑与嫉妒情绪的困扰。

作者以最大的同情，把霍小玉塑造成一个温婉美丽，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凌辱而不肯屈服的悲剧形象。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后，以庶出被逐，沦落为娼。这种不幸的经历，使她深刻地认识到封建贵族家庭的冷酷无情，即使在李益最迷恋她的时候，也总是涕泪盈面，相信被弃的命运是必然的。然而现实比想象还更冷酷，连她那希望欢爱八年之后，即永遁空门的最低要求也终归破灭。她不甘心就此罢休，连年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到处探寻李益。她这种执着不移的痴情，不仅使读者更加同情她的遭遇，也越发反衬出李益的刻薄无情。但当她的希望一旦幻灭，缠绵的爱便立刻转为强烈的恨。作者这样描写了她和李益的最后会面：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炎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虚。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酹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就这样，作者通过生动的性格冲突的描写，把故事引向了高潮。霍小玉在现实中失败了，然而在道义上胜利了。作者托名李益，创造了一个心理活动比较矛盾复杂的薄幸男子的形象。他最初爱上小玉，纯为“重色”，以后共同的生活，虽也在他心上引起过一点爱情，背约后感到过一些惭愧，但终于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而作了负心人。正因为他既给霍小玉以希望，又亲手粉碎了它，这就给霍小玉带来更大的痛苦，他自己也终于成为道义上的罪人。作者运用烘托手法，联系霍小玉探访李益的情节，描写了一连串的陪衬人物。他们是社会舆论的化身，尽管身分不同，地位各异，都一致同情小玉，谴责李益。化鬼报仇的结局带有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但也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霍小玉传》在反映唐代封建社会中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苦命运的同时，揭示了豪门士族和市井细民间的对立矛盾；并且能够联系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来描写爱情，刻画人物，通过性格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因此结构谨严，形象完美，富有典型意义。

《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776—826)，字知退，白居易之弟。作品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是一个感情真挚的妇女形象。她最初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了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痛自谴责，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作者有意在某生沦落为丐与高第得官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安排了李娃与荥阳公的出场，通过客观对比，表现了出身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的鲜明对立的精神面貌。在某生沦落时，荥阳公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而李娃却在其最艰危的时刻挽救了他。某生富贵后，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了不妨碍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人们不难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一个被人贱视的妓女却有比较高尚的品格；而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其灵魂却虚伪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传》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表现了一对社会地位贵贱不同的青年男女，经历千辛万苦，赢得爱情幸福的主题，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它好象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不是不能突破的。而妓女可以封为“岍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但是荣华富贵的团圆结局，不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也为后世的戏曲、小说提供了一种廉价的俗套。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例如写某生被骗过程相当生动细密：李娃、假姨、信使，每一个人物都在这场诡谲的骗局中成功地扮演了规定的角色；无论是笑语常谈、托词谎语、行止进退……真真假假，都令人莫测高深。又如东西两肆争胜斗歌的场面和气氛，也刻画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常。从而反映了唐代长安繁华复杂、充满陷阱的都市生活，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元稹的《莺莺传》写张生和崔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的故事。王性之根据元稹生平及其诗篇，指出张生形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一定的可靠性。小说的女主角崔莺莺刻画得很成功。她出身名门，深受封建意识的熏陶，举止端庄，沉默寡言。因此，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却不能不深藏在心底，以致有时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她自己约了张生来，却又板起面孔，斥责他的“非礼之动”。这正表明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间的深刻矛盾。但事后不久，莺莺忽然自动乘夜至张生住所私会。这种大胆突破封建礼教的行动，对如此一位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反抗性。然而，当她意识到张生将要抛弃她时，却无力起来斗争，只能自怨自艾、听凭命运摆布。莺莺性格中的这些弱点，是与她的贵族身分地位、教养熏陶分不开的。至于张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他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指斥，而且从封建的道德规范出发，赞许他为“善补过者”。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严重的封建思想。从艺术来说，作品后半篇以大量诗文来代替生动的叙述，也大大减弱了形象的感染力量。但因为《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所以深受文人喜爱，宋以后有许多作品就是根据它演变而来的。其实，无论就思想或艺术来说，《莺莺传》都比不上《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描写爱情的传奇，还有陈玄右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等，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各具不同的特色，但成就都不能跟上举各篇作品相比。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在这一时期中成就并不很高。郭提的《高力士传》、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大都写统治阶级人物故事，并杂以神怪。值得一提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注：近人以《东城老父传》篇末叙述陈鸿祖问贾昌开元遗事，确定本篇为颖川陈鸿祖作。然《太平广记》与《宋史·艺文志》均作陈鸿。在未有确证以前，姑仍旧说。)。前者系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故事情节大致相似。其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后者前半叙斗鸡童贾昌得宠的经过，可以从中看到唐玄宗骄奢淫佚的生活实况。后面写向往开元的“太平盛事”，也流露出对腐败时政的不满。

(三)晚唐时期 大批传奇专集的出现，表明晚唐文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重视。作品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薛用弱《集异记》、袁郊《甘泽谣》、裴刑《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这些专集中每有可喜之作，但总的来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然而这一时期的传奇也表现了一些新的题材，描写剑侠的作品，便属此例。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蓄养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而神仙方术之盛，又赋予这些剑侠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民，也希望有这样一些人来仗义锄奸。于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充满矛盾。它们反映了人民要求改变处境的愿望，却强调了一条错误的个人斗争的道路；它们既表彰了剑侠英勇义烈的品质，又有意地宣扬他们为主效忠的动机……这正是统治阶级文人创作的弱点。杜光庭《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末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其创作意图虽是在晚唐动乱不安的现实中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但确也刻画了这“风尘三侠”的风貌：虬髯客的豪爽俊伟，红拂的机智勇敢，李靖的风流倜傥，都跃然纸上，比身居统治地位而实为“尸居余气”的杨素有生气得多。袁郊的《红线传》和裴刑的《聂隐娘》，都充满知遇报恩的思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描绘。不过《红线传》写红线制止了田承嗣想吞灭薛嵩的阴谋企图后说：“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表现了反对藩镇战争的思想；而《聂隐娘》除了从中可以看到藩镇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外，主题思想则一无可取。聂隐娘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善于倒戈避害的军阀爪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侠士排难解纷的精神，也渗透到爱情传奇的领域中。裴刑的《昆仓奴》便是描写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帮助少主窃取豪门姬妾，成全他们爱情的故事。而薛调的《无双传》中也出现过一个感恩知己的人间侠士。

《无双传》是晚唐爱情传奇中最好的一篇。它在社会变乱动荡的背景上，突出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王仙客与刘无双——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赞扬那种不以贫富改移的爱情的同时，作品揭发了掖庭、军阀给人民正常生活带来的祸害。此外，皇甫枚的《步飞烟》、牛僧孺的《崔书生》、裴刑的《裴航》也都是描写爱情故事的较好的作品。牛肃的《吴保安》则写出一对患难朋友的深情厚谊，十分动人。

晚唐时期还出现一些含有教训意义的神话小说。它们发展了志怪传统，采取寓言笔法，对某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牛僧孺的《郭元振》写郭元振斩除猪魔，拯救无辜少女的故事，含有劝人分清善恶的用意。李复言《李卫公靖》写李靖骑天马为龙母行雨，为了拯救旱灾，违命多降雨水，反而酿成水灾。这实际是在告诫人们：必须按照规矩办事，否则好心会带来恶果。裴刑《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为一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结果为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提供了这样一条教训：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然而，这类作品既取材于释道神怪之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

总之，晚唐传奇虽为数不少，但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上看，都远逊中唐时期那些著名的作品。

第十一章、第三节 唐代传奇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