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年间，陈寿编撰《三国志》。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由他著成的《三国志》行文简洁，在当时和后世都颇受推崇，但简约的文辞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于是，刘宋时期，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补注，注书既成，宋文帝对之大加赞许，云“此为不朽矣”。裴注援引广博，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记载，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了极高的重视，但对于其丰富到近乎驳杂的引注，后人褒贬不一。《四库全书提要》对裴松之注书特征的总结十分确切：“……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之后又以《袁绍传》中注胡母班之事，《钟繇传》中引陆氏《异林》为例，在总结了裴注的体例之后，指出其中有些注文“凿空语怪”“于史法有碍”，一味好奇，以至芜杂，不合史法。裴注中所引的志怪小说远不止这两处，裴注引用的书籍里符合后世对志怪小说定义的有干宝所著《搜神记》、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张华编撰的《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和托名东方朔著的《神异经》等，总计二十余处，后人认为裴注繁芜好奇，多是因为这些志怪色彩浓郁的内容。但是在具体考察裴注中的志怪注文之后，发现裴注中的志怪注文从内容上看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补全人物记载类，二是预言类，三是异物异事类，这三类注文关注的重点不同，被引入的原因也不同，应当分别进行分析。

一、补全记载类

陈寿的《三国志》行文简洁，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一笔带过。如对于王弼，《三国志》中仅在《钟会传》最后以寥寥二十三字带过他的生平，裴松之却引用了何邵《王弼传》，以数百字详细介绍了王弼的性格、事迹以及思想和著书。裴松之的引自志怪小说的注文里，亦有几则是为了补充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有一定的志怪色彩，但志怪色彩并不浓郁，反而有颇浓的志人色彩。如《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策之死时，对究竟是何人击伤孙策、孙策又是为何因伤暴亡并无提及。裴注中除了引《吴录》《江表传》中有关孙策和许贡之间结仇，导致许贡门客刺杀孙策的记载之外，还引用了《志林》和《搜神记》中的内容提及了于吉之事。《江表传》中载孙策认为于吉“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于是“催斩之，县首于市”。《搜神记》中的记载又与此不同，其载孙策因不满于吉在兵士间的影响力，借天旱之由，命于吉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之后天降大雨，将士喜悦，以为孙策能放过于吉，但孙策依然处死了他。

裴松之在这两条注文后补充道“案《江表传》、《搜神记》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裴氏不知道这两条记载哪条更符合史实，于是将其都列进注文里，由读者自行考量。于吉为孙策所杀应是毫无疑问的，《搜神记》的记载更具有故事性，亦更容易满足人的猎奇之心，裴松之显然是有这种好奇心理的，但他同时也补充了《江表传》中的记载，并且将《江表传》中的记载列于《搜神记》之前，可见他虽好奇，但并非没有理性地一味好奇。

二、预言类

中国古代史书常用奇异之事来证明某一历史人物的不凡之处，或用异常的天象、反常之事作为王朝更迭、灾祸到来的预示。《左传》《史记》等历史典籍中都有这一类记载。在古人眼中，天象变化和奇异之事与王朝命运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甚至可以预言未来。裴注所引用自志怪小说的注文里，亦有数条带有预言的性质，其中有王朝命运预言，亦有个人命运预言。王朝命运预言如《文帝纪》引《搜神记》：“‘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这一段引自《搜神记》的内容以春秋时宋大夫邢史子臣所说的“邾王天下”来证明曹氏掌权是早已注定之事，但是《搜神记》原文中也提出了其中有疑之处“其年数则错”。周敬王三十七年是公元前483年，曹丕于公元220年代汉称帝，其间相隔近七百年，与“终后四百年”显然不符。干宝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记录了这件事之后指出年数错误，但对这件事预示曹氏掌权深信不疑，裴松之显然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搜神记》原序中说《搜神记》中的篇目是“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鬼神志怪小说也多是如此，是由作者编撰，而非由作者创作，故而“邾王天下”极有可能是当时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从《魏书·文帝纪》中可以看出，曹丕为了宣扬曹魏政权代汉的合理性，在接受汉献帝禅让之前，以多种方式为自己造势。除渲染曹氏父子自身的功绩外，朝中大臣时引谶纬典籍如《春秋汉含孳》《春秋佐助期》等中的话，力证曹魏代汉是天命所归，还言自曹丕继任魏王后“祯祥众瑞，日月而至”，可见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家代政的合法性筹谋颇多。“邾王天下”之类的传言在民间流传，亦极有可能是曹氏为了壮大声势而在民间宣扬的，之后又被干宝整理，收录进《搜神记》中，再为裴松之注进《三国志》里。此外，《魏书·明帝纪》亦有引《搜神记》和《汉晋春秋》中柳谷石马事，则意在说明司马氏掌权是天命所归。这一类神异记载都有维护统治者权威之意，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并非只为了“好奇”。

除王朝命运预言外，还有一类则是个人命运预言，其中最多的就是帝王命运预言。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虽然皇室并不等同于政府，但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所以皇帝的个人命运与王朝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皇帝的不凡出身、与寻常人有异的降生过程，代表着他生来便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能建功立业，成为帝王亦是早有预兆。这也是从另一方面树立权威，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裴注中也有这一类“预兆”的相关记载。裴氏在《吴书·妃嫔传》中引《搜神记》：“初，夫人孕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梦日入怀”和“梦月入怀”并非只在《搜神记》中出现过，梦日月入怀是史书中在多位历史人物降生之前发生过的事。如《汉书》记载汉武帝降生前王夫人“梦日入其怀”，汉元帝王皇后出生前其母“梦月入其怀”，《宋史》也曾记载章献明肃刘皇后“母庞梦月入怀”。可见梦日和梦月是史书中以神异之事来说明某一人物天生不凡的常用手法，并不仅仅为《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收录，同样也为《汉书》《宋史》这样的官方史书所采纳。除了这种出生之前的预示外，还有在某一人物在某一时期遇到异事而预言了其之后命运的内容。裴氏在《蜀书·先主传》引《神仙传》，载刘备伐吴前，向李意其问吉凶，以李意其反常的回应预示夷陵之战的败局。这种将帝王或者臣子与神仙鬼怪联系起来的记载，与这一时期神仙之说风行密切相关，这样的记载展现了这些非凡之人的非凡经历，有助于树立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

三、异物异事类

裴氏引自志怪小说的注文中，除了补全记载类和预言类之外，还有一类以短小的篇幅描述一种奇物或者记叙一件带有奇异色彩的事，这一类是裴注中出自志怪小说的段落里“嗜奇”色彩最重的。如裴氏在《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引《神仙传》，载仙人介象能作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这一段以及后文的描绘中，介象能瞬间令刚播种的瓜果成熟，还能在瞬息之间来往于吴地与蜀地之间，可谓神异至极。裴松之虽将这段内容引入注文中，但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取数事，载之篇末也。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裴氏认为《神仙传》中的内容“近乎惑众”但因为《神仙传》在当时颇为流行，所以仍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下段落附于篇末。可随后笔锋一转，裴氏又将自己对《神仙传》中内容的怀疑归为“臆断”与见识短浅。在这一段中，他以臣子自称，明显带有迎合统治者意图的色彩。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是奉宋文帝之命，作注完成后，需得呈奏宋文帝阅览。奉命作注，裴松之必然要考虑宋文帝的喜好。宋文帝统治期间，虽出于政治考虑崇佛抑道，但又十分关注道教的长生不死之术。《宋书·何尚之传》载：“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方丈、蓬莱、瀛洲皆是道教传说中的仙岛，宋文帝欲在玄武湖中兴建三岛，可见他对道教的神仙之术有所向往，以至裴松之作注时不敢随意否认葛洪《神仙传》中的内容。

裴松之之所以会将引志怪材料入史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志怪故事中的大多数在当时人眼中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非怪诞虚妄之谈。连统治者都信奉鬼神之说，裴松之作为臣子，又是奉命作注，自然不能在作注之时否认鬼神之说。即使他对葛洪《神仙传》中的一些描述“近为惑众”，也不敢轻易否定，表示“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仍旧引用了其中内容放于篇末，很难说不是为了投宋文帝所好。

综上，裴松之虽然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大量出自志怪小说内容，但这并非仅仅因为他“嗜奇爱博”，而是社会氛围、著史传统以及统治者喜好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他在选取这些内容之时，亦有自己的标准，且对其中一些明显违反常理的部分并未尽信。这些在裴注中保存的志怪小说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助于后人一窥当时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干宝.搜神记[M].合肥:黄山书社,2015.

[4]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文章来源：张诗妍.《三国志》裴注志怪注文探索[J].今古文创,2021(2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