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三家分晋后，魏国的史书。它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西晋出土《竹书纪年》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其与《史记》和儒家之说不投合，被指责为”好为异说”，斥责为污圣谤书。

一、否认禅让制。《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对于传说时代的五帝记载有多个版本，虽然《史记》影响最大，但难以定为一尊。关于尧舜禹帝王之位的更替有三种说法。

1、禅让说。《唐虞之道》说：“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又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容成氏》说：“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与贤，而卒立之。”

尧居帝位，是尚贤的结果，尧又举贤、让贤，有九子而不用，见舜之贤，而传位于舜。

舜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益即伯益，佐禹治水和调驯鸟兽有功，舜帝赐姓封土。

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禹传位于皋陶和伯益，传贤不传子，是谓禅让。

“禅让”是权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其特点：一是帝年老时，让各部族公认的贤德者主持国政；二是选拔的对象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锻炼和考察；三是先帝驾崩后，继位者都有“避让”之举，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重新回到国中继承帝位。

有人指出，禅让推政并非古人道德高尚使然，而是由于“尧禹之时，王天下者生活之清贫不亚于监门之服养，事业之艰苦远胜于臣虏之辛劳。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禅让制产生的物质基础。

但从陶寺遗址等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看，事实并不如此。王者，掌握生杀、禘祭、历法、配置财富和号令军队及诸侯之大权，养尊处优，高高在上。为争夺王位同室操戈、异族火拼、弑父杀兄并不鲜见。

儒家认为，圣人具有最高智慧、崇高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成功的规律，洞悉世间一切现象的本来面目，极高明道中庸，无所不通，成己成物。尧、舜、禹乃圣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仁德动天，无远弗届，其立人立国之思想，万世不易。

孔子生活在诸侯纷争、杀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推崇尧舜禹及其时代，把自己的价值理想对象化，目的用以增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更好地推行儒家的治世思想，匡正世风。

孟子亦然，他否定“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认为启得天下不是因为启是禹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具有合法性，这其实是孟子试图用“尚贤”思想影响社会的反映。

2、轮值说。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黄帝逝世后葬于桥山。其孙高阳立，即颛顼帝。颛顼死后，黄帝曾孙高辛立，即帝喾。喾死，子放勋立，即尧。尧死，舜立，舜是颛顼的六世孙。

黄帝，颛顼，喾，尧，舜即是五帝，黄帝是五帝之首。

尧，为华夏族。

舜，孟子认为是东夷人。《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禹是夏部落的英雄人物，黄帝族的后裔。

皋陶或伯益，分别为东夷之偃姓、嬴姓部族首领。

尧舜时代，已由氏族、部族发展成为部族联盟，华夏与东夷是部族联盟的两大势力，为保证最高权力顺利交接，避免联盟内讧，于是华夏与东夷在帝位上轮流坐庄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出现了尧（华夏）——舜（东夷）——禹（华夏）——皋陶和伯益（东夷）的现象，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轮流执政的轨迹十分明显。因此，启与益之间的斗争，很可能是缘于禹和启破坏了“轮流坐庄”的规则。

3、放杀说。与言及尧、舜、禹禅让事迹的《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左传》《国语》《庄子》《孟子》《荀子》等典籍相对立的有《韩非子》《竹书记年》《战国策》以及刘知几的《疑古》等。

韩非《说疑》篇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

刘知几在《疑古》中说得更为明确：“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朱丹，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而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考察陶寺遗址，尧舜时代，族群相攻伐和内部急剧变化，都让人对舜囚尧产生联想，心有惧惕。

禹由于在治水和征三苗中树立的威望，以及帝舜授政而拥有的权力，使其逐步走向个人专制。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时，只因防风氏首领迟到，而下令处死之。

禹还用权力驱逐了曾经推荐自己的年迈的舜，所谓舜“南巡苍梧”，实为被大禹流放。舜最后死在南方。帝都与苍梧之野（湖南永州一带）犹如地北天南，年迈的帝舜在交通运输极为原始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历经千难万险长途跋涉南巡，说《竹书纪年》谤圣，不足为信。

二、启杀益，夺帝位。《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否定伯益在位日浅，功业不彰，诸侯拥戴有贤能的大禹之子启为帝之说。

禹与皋陶同为尧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领，皋陶则出于少皞之族，生于曲阜偃地，尧赐姓曰偃，是东夷偃姓部族首领。“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在禹年迈时，以皋陶为继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后于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许封在今河南许昌，后为有鬲氏。故史书说，有鬲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江淮之间、河南许昌、山东德州一带偃姓之国甚众。

《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也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大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皋陶最有贤德，符合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皋陶是辅佐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的第一功臣。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为司法之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为后世称颂不已的禅让制度，却因“皋陶卒，禹又授天下于益”，而令人疑窦丛生。《史记·夏本纪》记载：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说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大费（伯益）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

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尧统治时，选贤任能，但并未分职，舜执政后，进一步设立管理部落联盟的官职，选任贤能之人如禹、弃、契、皋陶、益、垂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舜对其三岁一考绩，考核三次后奖优罚劣，结果皋陶、弃、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优异成绩。

事实应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伯益本来是禹的法定继承人，现在王位被启所夺，便率领强大的东夷部队向启发动进攻，打败并俘虏了启。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游戏规则”，便起兵伐启。有扈氏活动于今陕西中部，力量较大。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泽地方发生大战。启在战前发表了誓词《甘誓》，声讨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鼓励自己的部属奋勇杀敌，不听命令的将士将受到惩罚。启与有扈氏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启征服了有扈氏，“有扈氏为义而亡”。

启东平东夷，西平有扈，于是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各地诸侯前来祝贺，表示拥戴他的统治，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

三、伊尹夺大甲帝位，大甲杀伊尹。《纪年》说：“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然而，史记大甲改过，伊尹迎回，还政于大甲，故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人世代隆重祭祀伊尹。

杜预说：“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究竟是伏生记忆发生差错，还是《纪年》不足为凭？杜预仍在两可之间，未便轻下结论。

《纪年》之说，也不宜轻易否定。尧派鲧治水，九年无功，淹没众多土地，被放逐而死，但并不妨碍帝舜让鲧之子禹主持平治水土，功成，赐玄圭，授政于禹。

《吕氏春秋·慎大》说：“武王胜殷，入殷……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三代及以上，杀其父而用其子，不绝其祀，并不鲜见。春秋时代，诸侯纷争，杀伐不已，但往往灭其国亦不绝其祭。远古人的观念与今人大不相同。

《楚辞天问》说：“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王逸注：“言伊尹佐汤命，终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礼乐祭祀，绪业流于子孙。”《吕氏春秋·慎大》也说：“祖伊尹，世世享商。”从殷卜辞也可看出，伊尹一直受到殷人隆重的祭祀，祭法有岁、至、侑、御等多种，祭牲有牛、羊或羌人，用牲数少者为一，多者达到五十。伊尹可以配祭殷人先公先王。

左传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亦即神灵不会享用别族的祭品，民众也不会祭祀别族的神灵。《僖公三十一年》又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原因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依据这一祭祀原则，伊尹不该受到殷人的祭祀，因为传统的看法伊尹是有侁人，与殷人非同一族类。

其实，伊尹所在的伊族很可能是子姓，为殷族的支族。殷人始祖契的后裔，以国为氏者甚多，并不止殷氏一系。子姓殷氏除了世代执掌邦族大权的王族外，也应有支族如众星捧月般存在于王族周围。伊尹所自出的族氏，可能就属于殷氏内部拱卫王族的支族之一。

伊尹之伊，为族氏名；尹者，官名。伊尹，伊族之长。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伊尹）于空桑之中，空桑在今山东曲阜。伊族为殷族的支族。

四、文丁杀季历。商王文丁是武乙之子，帝乙之父，帝辛即纣王之祖父。

武丁时，通过武力征伐和国家治理，商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商人尊武丁为“高宗”。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其子祖庚继位。祖庚死，其弟祖甲立，祖甲征伐西戎，重作汤刑，《史记》说祖甲淫乱，商朝开始走向衰落。

武乙是祖甲的孙子，酷爱田猎，荒于政事，蔑视神权，商朝进一步衰落。与此同时，西方兴起的周族势力不断扩张，迅速壮大。

武乙执政的第十五年，古公亶父去世，三子季历继位。季历之妻，乃来自大邑商的挚仲氏大任，季历因妻而显赫，季历之子姬昌因母而显贵。

季历即位后，带领族人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军队训练，周族日渐强盛，并继续开疆拓土，先后于武乙二十四年，灭掉周原凤凰山一带的毕程氏，武乙三十年讨伐义渠，擒义渠君而归。

商王信赖和依靠同姓与姻亲部族，对周族屏卫商王朝西北边疆的作用和功绩，格外高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武乙赏赐其30里地和10枚珏玉、10匹马，至此甲骨卜辞中开始出现“周侯”称谓，周族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武乙被雷劈死后，其子文丁即位。

此时的季历并未深思商王更替对周族的影响，继续以武力征伐西戎，丝毫没有韬光养晦之意。

文丁二年，周师长途奔袭燕京之戎，大败而归。两年后，周师又东进太行山南麓的晋东南地区，征伐余无戎，取得胜利。文丁为此赐封季历为“殷牧师”，但季历不知进退，反倒在周地公然称王，并营建程邑。文丁五年，周族征伐始呼之戎，纳入周版图。文丁十一年，周族讨伐翳徒之戎，俘获其三个重要首领。

周族强大的武力和对外扩张，对商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使文丁震恐。文丁借季历奔商都报捷之机，明面褒奖季历征伐消除外患之功，赏赐其玉质圭瓒和高级香酒，给予其最高爵位一一九命之伯，暗地里却把季历软禁起来，季历郁郁而亡，故史书说“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

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適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